礼学思想是一种以对“礼”的本质及其价值的理性认识为核心,并将礼仪制度的意义以及礼学经典的价值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学说。朱熹礼学思想的形成既得益于儒家传统礼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影响,也受到宋代社会政治发展和理学兴起对礼学构思的现实影响。本文以“朱熹礼学思想渊源研究”为题,对朱熹最终形成礼、理合一的礼学新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缘由进行专门梳理。儒家礼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独特路径：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中,祭祀礼仪促进了王权政治国家的形成。西周时期随即通过包涵人文道德属性的礼仪制度来规范君天子臣诸侯的社会政治秩序。但随着礼制规范意义在社会发展中的失效,儒学思想家开始对“礼”进行学理探讨。孔子、孟子和荀子一致将人情作为礼的内在价值基础,而把人性道德修养看成是对礼的体验过程,同时他们也都主张礼并非一成不变,其时宜原则正是要立足实际的人伦规范。然而,孟子更看重“礼”作为人的内在道德本性的内涵,而荀子则注重“礼”维持社会差异结构的价值和功能。进入汉代皇权统治社会以后,《仪礼》、《礼记》和《周礼》相继被汉代最高统治者确立为儒学经典,而汉代儒家学者也在经典与政治的互动下提出“三纲五常”作为礼治实践的核心价值体系,东汉末年的郑玄撰著《三礼注》是希望通过礼制理想来解决现实社会失序的时代问题。宋代社会发展中,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国家政治权力系统的士大夫与最高统治者共治天下,他们随后就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明确旨向实际政治事务,礼经研究因而有着明确的治道取向。《周礼》治太平成为宋代政治革新的指导思想,使《周礼》地位攀升。《仪礼》记载古礼仪式,较为难读,再加上遭受政治打击,遂使其在宋代的发展较为曲折坎坷,而《礼记》研究则在宋代发展顺利。朱熹的礼学代表作是《家礼》和《仪礼经传通解》,二者实际上都是《仪礼》研究的新成果。其中,《家礼》是应社会之需,为士庶阶层确立通用之“礼”,而宗法思想是其主要特征。《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贯穿着朱熹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的“三礼”观,并在礼制构想上形成由家、乡、学、邦国到王朝的系统礼仪制度。宋代诸多儒学思想家对礼论的阐发,是朱熹形成礼、理合一新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儒学复兴时期,范仲淹、欧阳修、孙复、胡瑗、石介通过“说经”的方式阐明“礼”的治道价值。儒学义理过渡中,李觏、王安石重在“礼”与人性关系的探讨。而理学家周敦颐、张载、二程融“礼”入“理”的礼论推进,对于朱熹尤具启发意义。在朱熹的学术生涯中,礼学研究终其一生,这也是他礼学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动力。朱熹从体用的层面全面提升儒家的礼学思想,将“天理”和“人事”作为“礼”内涵的双重规定。“礼”和“理”之间具有一致性,但“天理”是“礼”的形上根据,而“礼”则是“天理”的形下表现。因而,天道自然运行的秩序法则落实在人伦社会中,就是人伦道德实践的基本准则,实际上也就是“天理”内在于人心本性之中的仁、义、礼、智的“性理”发用是“实理”,它们正是调节人伦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所在。所以,外在人伦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持其实取决于个人内在的人性道德修养水平,因而,“敬”的涵养工夫与“知”的为学方法相结合,成为“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这一礼学精髓的入手处。在礼、理合一的礼学新思想下,“祭祀”也可以从天地之理的层次上来进行认识。总而言之,朱熹礼学思想的形成具有维护宋代士大夫政治以及捍卫儒家思想学说的明确主旨,而他在一生中充分吸收前人的礼学成果,才建构出一套精致而又务实的礼、理新思想,使其在中国礼学思想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