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依托“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这种发展方式不仅效率低并且以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因此,如何兼顾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成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项重大议题。2018年以来,国家政府曾多次强调,科技创新是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因此为了衡量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本文将环境因素引入技术创新中,构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指标。环境规制的施行不仅可以治理污染,维护良好的环境质量,还会对技术创新水平产生影响,但环境规制究竟会因为提高了企业成本而抑制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还是会倒逼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该问题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外资引入时常伴随着环境污染问题,FDI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一直处于争论的焦点,并且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政策恰恰是针对“世界—中国”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而制定的,这意味着环境规制在引进外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研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二者的交互作用不可忽略。结合上述问题,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结合实证分析法探究环境规制与FDI以及两者交互项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内容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介绍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介绍。首先回顾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方法的相关文献、环境规制和FDI分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和FDI之间关联性的相关文献,其次归纳总结了 FDI、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相关理论;第三章对环境规制、FDI以及两者交互项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探索并引出研究假设;第四章为实证检验,本章首先利用Moran’s I指数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两个空间计量模型,并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分别检验了环境规制和FDI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最后在模型中加入两者的交互项,研究在它们交互作用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各省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并且绝大部分省市属于高—高（H—H）型和低—低（L—L）型;（2）全国样本下来看,环境规制和FDI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环境规制的弹性系数远小于FDI的作用;加入环境规制和FDI的交互项后,FDI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加所起的积极作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两者交互项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3）从区域上来看,无论沿海还是内陆地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内陆地区FDI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在沿海地区已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但在内陆地区尚未形成。第五章首先对前文进行了归纳总结,然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如何利用环境规制和FDI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给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点:（1）揭示了环境规制和FDI的交互项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往文献大多研究环境规制和FDI分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互动作用以及交互项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2）基于空间计量的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将空间因素纳入了分析框架,力求实证结果更贴近现实;（3）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本文采用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SBM—DEA模型,既能解决从松弛变量的问题,又能考虑环境问题下的非期望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