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诞生于1996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电视上的一次演讲,原意是指那些“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与“媒介场”的“合谋”中,赚取了丰厚的“文化资本”,却同时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并以一种类似“特洛伊木马”的方式破坏了“学术场”原有的规则。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伴随着电视机在民众的普及,中国的知识分子介入电视领域的案例便时有发生。跨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偶发的个体行为逐渐演变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这股潮流既赢得的不少的掌声,也激起了巨大的争议。在众多的质疑声中,“电视知识分子”一词作为一种“恶名”被反复的提及,在他们眼里,“电视知识分子”被等同于“屈服于电视的知识分子”。然而,尽管非议和指责之声不断,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生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然在十几年内迅速壮大,成长为一支无论在人数还是影响力上都难以忽视的社会力量。今天,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现象进行全面细致的思考和总结已经势在必行。本文从界定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入手,回到电视知识分子的诞生地法国,详细考察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历史以及西方学者对于“电视知识分子”的相关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电视知识分子”概念进行了“去污名化”,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重新定义。本文在确定了“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应当包括更广泛的人群之后,回顾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诞生过程和背景,阐述其诞生的必然性,将其按照“行业内”和“行业外”、“台前”和“幕后”等方式详细划分为十四个小类,通过人物例举和个案分析的方式全面展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并肯定其存在具有四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随后本文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当前面临的困境,按照行业内和行业外两部分人群进行了归纳总结。其中行业外电视知识分子的困境主要有四点：1、思想浅薄,缺乏深度；2、流连忘返,资格可疑；3、获利匪浅,动机不纯；4、表现不佳、令人反感。行业内电视知识分子的困境则包括：1、政治场域的监控与知识分子理想的矛盾；2、经济场域的压力与知识分子责任的矛盾；3、电视场域的局限与知识分子生存的矛盾。在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诞生背景和生存现状进行了充分考察之后,论文指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1、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和边缘化；2、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电视传播方式的陌生和排斥；3、中国电视行业的特殊环境；4、大众文化的崛起和消费主义的流行。最后本文从态度和手段两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可行性策略。在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态度方面,作者有四项主张：1、“电视知识分子”虽然遇到种种限制,仍有必要积极介入电视。2、电视知识分子不必排斥名利,但需要尽到责任。3、电视知识分子可以参与“大众文化”生产,但应保持品格。4、电视媒体并不比其它大众媒体浅薄,只要使用得当。在介入电视的具体手段方面,作者也提出了四点可行性建议：1、合作而不“合谋”；2、讲求传播策略；3、主动争取话语空间；4、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方式。应该说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是电视业大发展和当代知识分子传媒化的必然产物。知识分子与电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敌对关系,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真理正义的追求,他们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并不会因为登上电视荧屏而必然丧失。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需要社会和媒体的认真对待,小心呵护,他们自身更应该积极地探索,坦诚而灵活地与电视媒体良性互动,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生存策略,最终改变当下的不利形象,为社会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