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论述翻译的文献主要包括这么几类:《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等专题文章;《译诗》、《译事三难》、《翻译术开宗明义》及《译音字望文穿凿》等译论片段;钱先生为他人著译所写部分书评和前言,包括《英译千家诗》,《不够知己》,《〈围城〉日译本序》, Critical Notice III,Foreword to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此外,钱先生致傅雷、许渊冲、罗新璋、张隆溪、周汝昌、许景渊、李景端等人的信函中也有一部分关涉翻译或翻译研究的文字。此前,学界几乎总是认为钱先生的译论著述偏少,甚至每每为此感到惋惜。从以上统计及平日掌握的相关信息看,钱先生论译的文字并不少,至少不比其同代人或前人要少或少出许多。钱先生在翻译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见诸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外翻译史,特别是我国文学翻译史进行了广泛的挖掘;二是对一定数量的译者、译论和译作进行了剀切的评论;三是对诸多翻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内容涉及翻译本质、翻译方法、翻译困难、翻译与文体、翻译与语言、翻译道德、翻译特点、翻译可译性限度、翻译策略、翻译选材,等等。在翻译历史研究中,钱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一些翻译史实的精细考证,比如,我国汉译的第一首英语诗歌(可能)是郎费罗的《人生颂》(Psalm of Life),林纾翻译中使用的文体并非纯粹的“古文”,严复的“信达雅”论不可能源自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等等。关于翻译评论,钱先生在对象的选择上尤见用心,所选译者、译作和译论都颇具代表性。至于翻译思想的探讨,其中不少意见更是他人所未发或所不能发者,比如,译的“虚涵数义”,“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信之必得意忘言”,译文在文笔上“不妨出原著头地”,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钱先生的翻译思想虽基本问世于西方现代译论诞生之前,其中一部分却不乏现代译论的因子。在钱先生丰富的翻译思想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化境”一论。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化境”译论的提出在中国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年来,探其来源者有之,析其含义者有之,赏其高妙者有之,斥其不是者亦有之。一句话,自从其问世以来,“化境”论就一直是人们想绕也绕不开的话题。本文第四章将专门探讨此一译论,具体内容包括其来源、释义、定位、范畴、细化、英译,等等。从有关文字看,我们好像在重复前人的部分劳动,实则名同而内容有别。第五章将对钱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评价,下设钱先生的(翻译)理论观,钱先生翻译思想的特点及钱先生翻译思想的价值等三节。钱先生本人曾申明自己对翻译理论无甚兴趣,更无意构建翻译理论“系统”,不过,这并不表明他的翻译思想就全然是“鸡零狗碎”,相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不是“系统”的“系统”,其中对某些专题的论述尤其如此,比如诗歌翻译,先后涵盖了诗歌翻译史、诗歌翻译原则与方法、诗歌翻译的困难及有限性、诗歌译作评价及诗歌翻译实践等等内容。钱先生才高学博,又是拈弄语言文字的行家里手,因此,不论是翻译思想本身还是其表述方式都总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些正是钱先生译艺谈的特色所在。至于钱先生翻译思想的价值,用弥足珍贵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王佐良曾经指出,我国断代翻译史研究中“要突出若干重要译者,替他们摄特写镜头”。(1989:5)杨自俭也认为,在相关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的研究中“要充分注意重点人物重点译著”。(见杨自俭、杨学云,1994:13)我们以为,钱锺书先生无疑是我国翻译界应该关注的“重点人物”和“重要译者”之一。近年来,随着“钱学”的升温以及部分新文献的问世,有关钱先生翻译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不过,以钱先生翻译思想本身所蕴涵的价值而论,我们的研究还远不够理想。因此,希望本论文的问世能引来更多学人对钱先生翻译思想的关注,大家齐努力,我国这一宝贵的翻译思想资源也许就不会总是那么“高处不胜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