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两者内容上似乎存在所谓“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断裂”，但实际上它们是“裂而未断”，在文化功用层面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转化和精神的潜流。从儒家文化与传统小说之间功用关系的变迁来看，在中国传统知识系统“道”与“器”二分格局中，小说家作为“小道”，处于“大道”与“器”之间的过渡定位，决定了小说家具有“道”与“器”双重功用。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下移，在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重道轻器”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儒家与小说家的传统功用定位结构出现了位移与裂痕。与此同时，儒家经典与传统小说经典发展到19世纪末期的晚清，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用也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传统文化自身功用结构的历史变迁为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铺垫。作为晚清文化转型的关键人物梁启超，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小说新民的实用功用，并在实践上推进了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梁启超在理论上对小说功用的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发现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包含“势力”与“效力”两部分，“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现实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还包括政治启蒙宣传和社群想像。梁启超对小说“势力”的发现与论述，是对传统文论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就继承来说，梁启超化用传统文论《文心雕龙·定势》的“体势相须”观念来谈论小说的“势力”，使小说与传统诗文的“势力”进行对接，从而将小说抬进文苑，进而改变了小说千余年来被轻视的命运。就发展来说，梁启超引进了西方文学批评术语“理想派”与“写实派”来表述小说“移人”的“二体”，使他的小说观具有现代特色，从而使中国近代文论开始融入世界文论的潮流之中。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在晚清理论界产生了三种回响。第一，实用取向；第二，审美取向；第三，宣泄取向。这完善了晚清小说功用理论，为新小说的兴起准备了广泛的接受基础。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形成及其理论阐释建立在他的“应用佛学”知识基础上。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他的孔孟儒学、阳明心学知识背景相互激荡，应合时代的呼唤，孕育了梁启超小说观的经世济民思想。“群学”是梁启超“新小说”社群想像的思想资源。推动梁启超新小说对民族国家想像的资源，既来自传统的“群学”，也来自西方的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正是这种融合，为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观提供了话语的合法性和目的地。梁启超把政治小说纳入“新民”启蒙宣传的领域，进而引向市民阶层，客观上扩大了新民宣传的广度，有利于晚清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接纳。在文化传承方面，政治小说将儒家文化“文以载道”精神通过新小说这一文类延续下来，并给予后来的五四新文学，乃至20世纪革命文学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