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健康风险,是以人类活动为诱因,以环境为载体,最终对社会公众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的一种可能性或必然性。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改后,公众健康保障被纳入环保法规制范围,风险预防原则在环保法体系中具有重要价值,环境健康风险问题的法律规制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目前国内针对环境健康风险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健康风险作为环境风险的种属,具有复合性、群体性、突发性的特点,其规制主体、规制对象具有多元属性,规制手段具有系统性,即从风险识别、监测、评估、管理到沟通环环相扣。不同于环境健康危险,正是基于风险的难以预测性、易致损害发生性,我国环境健康风险的法律规制实践中面临着重重挑战。首先,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理念落后。尤其体现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往往都是针对业已发生的损害后果提起诉讼,风险预防理念并未得到落实。其次,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措施不力。我国缺少在法律视角下对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管理和沟通环节的融通,相关法律规制举措不够明细和具体。最后,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模式不完善。双组长模式下行政机关互相推诿责任,传统的危机治理的管理模式不足以应对新发的环境健康风险。由于环境健康专门法律的缺位,环境健康风险防范制度不够完备,加之风险评估机制不完善,监管协调体制不健全且规制影响环境健康的风险因素范围过于狭窄,不能实现环境健康风险治理从后果控制向风险控制型环境规制模式的转型。故而,环境健康风险的法律规制在路径选择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破解风险防范的困境:第一,在立法模式上,以专门立法为方向,制定《环境与健康法》,加强现有环境健康立法之间的衔接;第二,在立法理念上,以风险预防为核心,围绕此核心目标,搭建风险信息管理系统,将健康标准纳入环境标准考量范围内;第三,在核心制度上,以风险评估为基础,建构完备的风险评估规则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第四,在监管体制上,以风险管理为手段,强化政府监督,建立多部门负责,各部门分工合作的协调体制,充实技术手段的支撑;第五,在沟通机制上,以多方参与为保障,强调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的作用,在环境健康风险规制问题上,共同商议,互换意见,共同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共同治理环境健康风险问题。在环境健康风险问题面前,需要每个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对环境健康风险进行法律上的规制,是提升环境健康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促进环境健康、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健康中国战略实现的有力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