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提及大历诗,似乎总乏善可陈。整个肃、代二朝竞少大家、亦乏名篇。赵翼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全然于此际失验,浑未有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的面目,只留下个“形式主义”的标签。过于笼统的印象往往带来问题:一方面,大历诗形式主义的具体细节,学界尚未有全貌。另一方面,形式主义的认识虽然大抵不错,但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历诗,尤其是大历律诗在形式上做出的贡献与突破。作为律体成熟后的第一个大量实践的阶段,很难说大历律诗对律体的最终定型与走向没有正面影响。考虑到形式成型和律体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本就是同一个问题,故而将大历律诗形式主义的具体内容纳入考察便是律体研究不可跳过的一环。在中国传统艺术领域中,程式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同样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争论。相较戏剧、绘画等领域,传统诗学范畴下的程式讨论还略显不足。本文便拟从程式化的角度对以大历十家诗人为范围的大历律诗进行考察,旨在分析其是否形成程式以及程式的具体表现和成因。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大历律诗程式化研究之范畴做了界定,同时通过梳理大历诗的研究状况,确定本研究涉及的大历诗人和具体作品。第一章是探析大历律诗与程式之关联。本文认为范式与形式主义是程式表现的两个方面。大历律诗兼具统一性和经典性,可称为一代范式的同时,也因其对形式的过度倚重而造成对内容的压倒,从而走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两者在具体表现上都可见程式的痕迹。第二章到第四章是大历律诗程式化的具体表现。本文认为大历律诗程式有三,分别为意象程式、结构程式和主题程式。意象程式表现为具有统一性状的意象群对稳定想象空间的构建,从而具有极强的表意性、符号性和画面感。结构程式表现为对传统律诗结构惯例的打破,并在新的结构惯例上调整句法结构和扩大对仗的运用范围,从而形成能大幅发挥律体声律优势的清空流畅之体。主题程式表现为主题的循环往复,用事上的统一取向,并形成一种韵律语法单元,从而帮助大历诗人快速构思。第五章分别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分析大历律诗程式化之因。思想上,佛学与诗学的合流,促成诗境理论的诞生。三大程式中的意象程式和结构程式可视作构造诗境的表意方式。制度上,以进士举为晋身核心途径的时代环境必然造就诗赋创作更注重功能性和目的性的局面,从而影响结构程式和主题程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