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种植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适应了国民对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升级,保障了国家粮食与食品安全,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助力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但目前农产品的供给结构仍然不平衡问题,部分品种存在过剩和卖难问题,又有部分品种严重依赖进口。玉米作为中国的三大主粮之一,其播种面积的快速增长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特别是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时期。玉米播种面积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库存积压严重、优质玉米供给不足以及玉米价格国内外倒挂等一系列发展问题。2016年,国家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形式,促进了玉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作用的发挥。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是诱发玉米种植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那么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除宏观政策影响以外,是否还会受到自然因素、农户群体内部互动或者家庭资源禀赋的影响?因此,深入了解农户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行为,充分挖掘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因素,对玉米种植区域的优化、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玉米质量的提高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供给视角,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双重维度,探析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为优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借鉴。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借鉴参与者智力决策模型的框架结构,首先从外部因素维度,揭示气候变化和补贴政策通过影响玉米的单产和价格,进而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然后从内部因素维度,剖析土地流转和社会网络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风险分担效应,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分析部分。首先,本文基于3402份市级数据(162个市1998—2018年),运用动态差分广义矩模型(DIF-GMM)分析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以及农户适应性行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未来气候变化对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进行了预测。其次,基于3402份市级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分析了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并对不同政策的影响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再次,基于2015年和2018年辽宁省117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最后,基于辽宁省467份玉米种植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Bootstrap)及工具变量方法(IVProbit),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外部因素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具有长期动态影响。具体表现为气候变化显著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影响单产,进而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且农户适应性行为在气候变化对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此外,补贴政策有效促进了政策实施区域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对不同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相较于“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政策,临时收储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作用更强。从内部因素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来看,土地转入促进了农户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主要是因为规模经营带来收益增加。从农户和村庄的异质性分析来看,土地转入会显著促进纯农业户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相较于有特色产业的村庄,无特色产业村庄的土地转入户更倾向于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此外,农户在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过程中倾向于模仿社会网络中其他农户行为,且对亲缘网络中其他农户的模仿程度强于地缘网络。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社会网络中其他农户决策对样本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主要是源于学习型模仿和风险分担两种机制的推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强化气候变化预警机制,因地制宜地订差异化气候适应策略,并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适应中的服务功能和示范作用。其次,将补贴政策由单一的价格激励措施逐渐向多元化支持方式转变,并适当向优质玉米生产区和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再次,鼓励农户适度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生产规模经营,保障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收益和国家粮食安全。最后,完善市场信息传播机制,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的推广作用,促进区域性专业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