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研究都把文学语言提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并试图从理论上加以阐释进而掌握它的本质。本论文在语言论转向的大背景下,把语言哲学应用于具体的作品分析,用现代语言哲学和诗学的方法视角来审视徐志摩诗歌作品。论文力图从整理了徐志摩的诗歌语言艺术观念入手,继而用大量篇幅在语言的两层含义(工具论和本体论)上细致地梳理了徐志摩的诗歌语言观,揭示他语言观的艺术资源,展示了他语言观的实践及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徐志摩的诗歌语言观是在对语言的建构和解构中完成的,这种结构和解构又统一于符号学。徐志摩诗歌语言的建构和解构好似一幅太极图,在里面双方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绪论部分综述了文学语言在20世纪中西文学研究中的成果,分析了徐志摩诗歌语言研究的时代背景。同时综述了徐志摩研究的成果,特别指出了语言研究的不充分和不新颖性,特别是没能和不断发展的诗学和哲学相结合。徐志摩诗歌语言观部分从诗歌语言的建构和解构两方面进行阐述。徐志摩的诗歌语言观也经历了变化的过程。徐志摩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诗人,对语言文字有特殊的偏爱,不断的追求语言艺术化,对诗歌语言形式进行建构。他特别强调形式本身的独立意味,他力图从有限的文字寻求无限的意义韵味;强调诗歌形式的“无关拦”,但并不放弃适当的运用格律,要求“足镣手铐而能舞蹈”。同时又对语言形式进行解构,通过适当的诗歌形式展现诗人的精神,要求“完美的精神”和“完美的形体”相结合,后来更进一步的提出诗歌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强调淡到几乎没有内容的形式。徐志摩诗歌语言艺术资源部分主要从外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两方面说明。以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和在海外更短暂的留学时间而言,他对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接受视域是相当宽阔的,而他的热情开朗的性格,偶然的个人机遇,也为拓展他的西方视域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这就导致了其接受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徐志摩诗歌主要受西方,尤其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欧美现代派。巴那斯派诗歌的影响,然而在出国前,古典文学的修养可说是深植于心了。徐志摩身上体现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元。多方位的,既有思想观念上的,也有审美理想上的,并且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倾向,左右着他对外来文化的取舍。徐志摩积极响应闻一多提出的“三美”准则,努力实践,腾挪变化,斟酌创新。徐志摩的诗体式多样。语言华美有度。技巧新鲜独到,加上诗情的空灵。想象的奇特。气质的柔美。情绪的有幅度。意象的有张力,所有这些在中国新诗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对外来文化也并不是简单的模仿。移植,而是创造性地吸收和融汇,成功地创作出符合民族传统审美观的诗歌,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他对西方诗歌的模仿。介绍与试验,无疑促进了我国新诗的发展与成熟,纠正了当时诗歌创作语言赤裸到近乎白话,形式自由到近乎散文的不良现象,对新诗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志摩对其同时代的诗人和后代的诗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真是把新诗的艺术当作一件事情来做,当成一种目标来追求,并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的诗从“白话”诗走向白话“诗”,从浪漫主义走向现代主义,从情感形式的“无关拦”走向“理性节制情感”,成为中国新诗由幼稚走向成熟的继郭沫若之后的又一座桥梁。因此,我们说徐志摩之于中国新诗,正是在体式和技巧上是一个集大成者,也是一座明显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