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国家工作人员的总体压力状况，弄清主要的压力源，分析“压力源→心理压力→健康状况→适应性”模式，探讨国家工作人员压力的积极主动应对策略，为深化和完善政府人事制度改革和组织机构调整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方法：利用设计的《国家工作人员压力与应对调查表》于2005年4月至9月以深圳市的罗湖区、福田区为调查基点，按文职、技术、执法、医务等职业属性进行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每层抽取2个单位，共8个单位，对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压力与应对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压力源量表、身心症状自评量表、应对方式量表四个部分。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严格质量控制，共发放问卷650份，获得有效调查表638份(占98.15％)。其中，文职人员147名(23.05％)，执法人员181名(28.40％)；技术人员147名(23.05％)，医务人员163名(25.50％)。男性338名(53.0％)，女性300名(47.0％)，男女性别比为1.13∶1。年龄在18岁到60岁之间，平均年龄32.77±8.05岁。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s相关系数，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线性回归。数据资料的处理采用SAS8.1统计软件完成。 结果：采用国家工作人员(文职/执法/技术/医务人员)调查表对638名深圳市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1)国家工作人员的总体压力得分为114.45±27.55，在理论中位数75分以上，总体压力水平偏高。不同性别、不同工龄和不同职业属性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压力总体感受上存在差异。 (2)社会因素、单位管理及制度、个人工作发展是国家工作人员压力源的主要因素。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工龄、不同职业属性和不同行政级别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多种压力源维度上存在差异。 (3)国家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国内普通人群。主要表现为：强迫、抑郁、敌对、躯体化及其它等方面的症状。不同年龄、不同工龄、不同职业属性和不同行政级别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心理健康各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 (4)影响国家工作人员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婚姻、职称、健康状况、工龄、工作压力源中的工作负荷、个人特质和家庭方面的问题、应对方式中的心理行为解脱、精神寄托、克制性行为、伴随情感宣泄的情感性社会支持、工具性社会支持。其中，已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比未婚的要高。来自工作负荷、个人特质、家庭方面的问题的压力以及在面对压力时经常采用心理行为解脱、精神寄托、克制性行为、伴随情感宣泄的情感性社会支持的方式可明显对心理健康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而经常采用工具性社会支持来应对压力，则可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5)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压力时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职业属性的国家工作人员在面对压力时积极应对方式的得分存在差异。不同工龄的国家工作人员在面对压力时消极应对方式的得分存在差异。 (6)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积极应对方式的因素有婚姻、文化程度、健康状况、职业属性、管理者方面的问题以及强迫、恐怖的心理等。其中，离异的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压力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比未婚的得分要低；本科、硕士及以上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压力采用的积极应对方式都比大专及以下的得分高；健康状况一般的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压力采用的积极应对方式都比健康状况良好的得分低；从事执法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压力采用的积极应对方式都比从事文职工作的得分低；来自管理者方面的压力以及强迫心理对国家工作人员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产生正面影响；而恐怖心理则不利于在面对压力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7)影响国家工作人员消极应对的因素有行政级别、个人职业发展、人际关系及精神病性症状加重等，并对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压力时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起促进作用。 (8)压力总分及各压力源维度与心理健康总分和各因子间都呈显著正相关，除了“积极认识、直接集中资源行动”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总分及9个因子之间没有相关性外，其余所有应对方式维度与心理健康总分及9个因子间都呈显著正相关，除了“积极认识、直接集中资源行动”应对方式与“社会因素”、“单位管理及制度”、“人际关系”、“个人特质”、“家庭方面的问题”5个压力源维度之间没有相关性外，其余所有应对方式与压力源8个维度间都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国家工作人员的总体压力偏高，其主要的压力源是社会因素、单位管理及制度、工作负荷大和个人工作发展。国家工作人员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国内常模，表现出强迫、抑郁、敌对、躯体化及其它等方面的症状。国家工作人员在面对压力时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总体压力、各维度压力源、心理健康状况和应对方式上有一定的差异。对国家工作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影响较大的因素有婚姻、职称、健康状况、工龄、工作压力源中的工作负荷、个人特质和家庭方面的问题、应对方式中的心理行为解脱、精神寄托、克制性行为、伴随情感宣泄的情感性社会支持、工具性社会支持。其中人口学资料中的职业、压力源中的“个人特质”及应对方式中的“伴随情感宣泄的情感性社会支持”等消极应对方式是影响国家工作人员心理健康最显著的因素。因此，社会、政府应予以高度重视，从制度、机制、文化等方面对调适国家工作人员压力并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执法人员的应对能力，建立和完善社会支持系统，维护和促进国家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个人应该较少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而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将有益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