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领域历来就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意识形态管理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施“意识形态科学管理”,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和紧迫的历史任务,所以,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与实践这一课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从意识形态管理的概念、意识形态管理的主客体和意识形态管理方法入手,探讨了意识形态管理与意识形态控制、文化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意识形态管理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阐述了意识形态管理的时代价值。论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与实践的三个主要阶段进行了系统梳理。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管理思想与实践,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理论、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其由理论进一步上升为实践、斯大林则创立了“意识形态管理的苏联模式”。二是考察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前苏联意识形态管理的调整、混乱、僵化、失控与崩溃,总结了“意识形态管理苏联模式”的弊端、教训,及其对我们的深刻启示,提出这仅意味着“意识形态管理的苏联模式”的失败。三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历史考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这一新范畴,认为毛泽东意识形态管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理论的发端,邓小平意识形态管理理论是对这一理论的全面丰富与发展,江泽民意识形态管理理论则把这一理论又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论文通过梳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管理的实践及其新的理论基础,提出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科学管理”这一新的模式已初见端倪。针对全球化趋势加强、非主流意识形态扩张、网络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层的加剧对推行这一新模式的巨大挑战,找出了实施意识形态科学管理亟待破解的三大难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基本路径：要在继承传统,批判吸收西方意识形态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创新,抓住重点对象,把握好意识形态管理的度,科学统筹,形成强大的管理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