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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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出台了“全面二孩”政策,但政策实施后新增人口数量和出生率非但没有爆发,相反却持续降低。究其原因,当代适龄女性生育意愿下降是导致该现象最直接的因素。正值事业上升期的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女性与其他职业的女性相比,工作晋升渠道具有高度稳定性,因此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她们所面临的“生”“升”冲突更为明显:一方面,这部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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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出台了“全面二孩”政策,但政策实施后新增人口数量和出生率非但没有爆发,相反却持续降低。究其原因,当代适龄女性生育意愿下降是导致该现象最直接的因素。正值事业上升期的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女性与其他职业的女性相比,工作晋升渠道具有高度稳定性,因此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她们所面临的“生”“升”冲突更为明显:一方面,这部分女性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独立自由,事业心强;但另一方面,迫于家庭的压力和自身的考虑使得她们在面对难得的晋升机会时却望洋兴叹,生育二孩或晋升职位成为了摆在她们面前最为艰难的抉择。因此,本研究选取来自机关事业单位的15位青年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工作——家庭”冲突理论作为参考理论,运用深度的、半结构式个案访谈的研究方法,收集当代机关事业单位青年女性生育、事业冲突现状的一手资料,之后对文本资料进行编码整理以探析出引起冲突的影响因素,同时展现出在国家政策施行的大环境下,正值事业上升期的青年女性面临艰难抉择时内心的苦恼、无奈、不得已妥协等心理状态。通过半结构式个案访谈发现,随着机关事业单位招考的普遍化,越来越多的女大学生选择在毕业后进入到稳定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而“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时间也恰好是许多70后、80后青年女性的职业发展期,由此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面临着生育二孩和晋升职位的冲突,而通过分析访谈文本发现,受访者们主要有选“生”弃“升”和选“升”弃“生”两种应对策略;而引发冲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社会支持层面(女性的工作状况和丈夫单位休产假的情况、我国公共服务支持力度、传统性别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家庭支持层面(家庭支持度、家庭经济状况)、个人价值观层面(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对原因做出分析后,笔者通过与被访者进行交流后产生了几点新的思考方向,例如:基层机关事业单位与公众印象中清闲、朝九晚五相比事实上到底有多忙、多累?国家“要”人,而一些已经有了一孩的家庭却更想再要一个能够传宗接代的儿子?出生于“计划生育”时代背景下的妈妈们对于二孩生育怎么看?中国传统观念中“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希冀在现实中真的能如愿吗?一些受访者称想要生育二孩是想让一孩有伴,但一孩真的孤单吗?通过对15位受访者访谈文本的深入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政策在轰轰烈烈贯彻实施之际,落实到个体身上时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都进一步折射出宏观背景下当代中国青年女性个体最真实的生存状态,由此可能引发人们对于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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