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国家，正处于追随优势有所减弱且创新的竞争优势还在培育的转型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多次提出，大力研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构建高效强大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是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战略机遇的核心。但是，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禀赋差异较大、创新能力薄弱，并且创新研发的进程往往受制于过度分散的利益格局，乃至在技术供给机理和路径选择等核心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进而制约了整体产业创新能力由外生转内生的步伐。当务之急，我国必须按照“十三五”最新规划，及时深入研究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影响机理，大力推进我国技术创新机制供给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建立健全突出国家意志和有利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进而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注入持续的增长动力。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首先深入研究了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基础和影响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及其供给路径的国内外学术成果，在此基础上，笔者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内涵演变过程出发，界定并总结了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科学内涵及其创新载体。继而结合Elinor Ostrom的IAD框架探究影响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且利用Nash混合博弈方法，分析了官产学研之间的协调博弈模式及各影响因素对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决策关系，从而构建出影响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IAD延伸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针对提出的假设，运用德尔菲方法制作了相应的调查问卷，选择对京津冀产业集群地区中资产规模前500强的装备制造企业进行抽样实证调查，并且利用软件SPSS20.0对所获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并对理论予以印证或解释，对影响机理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总结。最后，从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提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路径及建议。论文的研究成果，为支持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