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白话小说、说唱艺术为中心，通过历史描述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较为系统地阐述《聊斋志异》的改编问题，希望以此达到拓宽《聊斋》研究视野、深化《聊斋》研究内蕴的目的，也希望为其他古代小说接受与改编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全文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重点阐述的是白话小说对《聊斋志异》的改写与重塑，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论述的是《醒梦骈言》《删定二奇合传》《俗话倾谈》等清代话本小说对《聊斋》的改写。上述话本虽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在选、编《聊斋》方面却体现出惊人的共性。在题材选择上，它们从原著的驰骋幻域转变为描绘世情；在文体类型上，从原著注重客观“展现”的传奇体转换为主观“讲述”的话本体；在语体形式上，从原著的文言文心转化为俗话俗情。探究这些原因的形成，既与话本小说自身的艺术规范有关，也与它们面向平民倾诉的立场有关。“余论”则在话本对《聊斋》改写的个案基础上扩展开来，简略探讨了话本为何热衷于改编文言小说、话本应如何改编文言小说、话本为何早于文言小说衰亡等较为宏观的问题。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林语堂《中国传奇》中有关《聊斋》改写的文本。该章主要把林语堂的改写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坐标上来进行审视，林氏选编《聊斋》的文化基点是在于透视人性；选编的审美视界是在于彰显神秘；重编策略是在于顺应西方的语境想像。在行文论述中，还把林语堂的《中国传奇》和陈季同的《中国故事》进行了比较，二人之所以在选编《聊斋》上有很大分歧，乃是由于陈是以中国文化本位观来审视欧洲文明，而林则是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反观中国文明。“余论”则从直译抑或重编、异化抑或归化、中西小说交流中的入超和出超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输出异域时所出现的主要问题。 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汪曾祺《聊斋新义》对《聊斋》的改写。汪曾祺作为新时期文坛的一个“异数”，以“打通”当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为追求，他的《聊斋》改写亦别开生面。他将寻求现代意识作为《新义》的立意根柢，将“小改而大动”作为重写的基本原则，在语言表达上则力求运今而涵古。“余论”还将汪曾祺和新生代作家进行了对比，两者虽都是重写经典文本，却体现出正仿与戏仿、重构与解构的不同运作理路、不同文化姿态，从而构成了在现代语境中重写经典的两种基本形态。 下编重点阐述的是说唱艺术对《聊斋志异》的转换与熔铸，亦分三章。第四章论述了蒲松龄聊斋俚曲对《聊斋志异》的自我改编。与原著文人色彩较为浓郁有所不同，聊斋俚曲更多地彰显出的是农民的思维、农民的视野。这是由作者晚年创作的转型与文化视角的下移这一特定背景所决定的。聊斋俚曲在内容上体现出“慰藉农人”的精神和民间关怀的主旨，在艺术上表现出亦庄亦谐的喜剧风格与大俗大白的语体特征，这都表明了作者是把俚曲创作定位于村农市媪的。“余论”主要围绕《聊斋志异》和聊斋俚曲的比较分析，来阐述蒲氏文学视界中大传统(精英传统)、小传统(乡民传统)的分野与兼容。 第五章论述了子弟书、鼓词、单弦牌子曲等以唱为主的曲种对《聊斋志异》的改编。由于不同曲种的艺术特征和内在规范存在着一定差异，因此，它们对原著的改编也不尽一致。聊斋子弟书在题材选择上注重“情”之抒写，在重构故事时多用“诗化”手法，语体表达也是雅俗共赏。《聊斋志异鼓词》则不然，它更关注题材“奇”之内涵，更重视“事”之翻演，语言则较为通俗。而单弦牌子曲在上述诸方面皆介于两者之间。“余论”从以观众为中心的编演策略、以曲体特征为根本的编演机制、聊斋唱曲编演的口头性与变异性等三个方面着重阐明了说唱艺人改编《聊斋》时的突出特点。 第六章论述了以说为主的北方评书对《聊斋志异》的改编。聊斋评书在书目选取上既注重传奇性的故事维度，也注重题旨接受的社会性向度；在改写故事时，聊斋评书以引人入胜的“扣子”设置与敷色添彩的细节创造取胜；并从“口头改编”的角度，剖析了评书现场展演的高超技艺和传播效果。“余论”则着重阐述了聊斋评书的传播路径、《评书聊斋志异》整理本的得失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