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中,土地问题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20世纪,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土地问题上展开了三次前后相继而内容又截然不同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始于1946年止于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始于1950年代初止于1980年代中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始于1970年代末至现在仍在坚持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这形塑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伟大的社会运动,中国文学进行了忠实的记录和反映,形成了审美品格和历史内涵不同的文学形态——“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在“重写文学史”潮流中被予以脸谱化解读。实际上,这不过是新的意识形态解读,其必然伴随着中国现代实践的延展和中国现代性知识视野的拓展而有所更新。本论文就以“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为研究对象,力图将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放置在20世纪中国现代实践的整体视野中加以认识,重新释放出这两个在因果上前后相联的社会运动的能量,摆脱“新时期”以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野,重估“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鉴于此,序论主要考察了“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的发生及其评价演变史,在此基础上,梳理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整体历史进程,为重新认识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从而为重新认识与之相关的作品扫清道路。第一、二、三章主要考察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土地问题及其文学表述。第一章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核心考察由旧土地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及土地改革对这“创伤”的救治和救治的初步成果。第二章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核心考察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暴力行动及其深层根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踪作者对“暴力”进行呈现的表意策略及其不足。第三章以孙犁的《秋千》、《村歌》等小说为核心,考察土地改革对人们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带来的改变,从而考察孙犁在其“土改小说”中对“新人”进行塑造的因与果。土地改革固然是一场伟大的“千年运动”,但它在给中国农村带来巨大的“正能量”时,其“负能量”也渐次凸显,因而更进一步走农业集体化之路就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第四、五、六章就主要考察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演进逻辑。第四章以赵树理的《三里湾》为核心,考察由农业集体化运动带来的现代农村规划。第五章以柳青的《创业史》为核心,考察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现代农民形象。第六章以浩然的《艳阳天》为核心,考察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活跃的现代历史意识。在此基础之上,综合考察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得的成绩及其最终失败之原因。肇始于19世纪末叶,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实践并未终止,还要在21世纪发展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找到一个相对理想的“现代方案”,而这—“现代方案”的形成需要汲取此前一切历史运动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有害成分,鉴于此,结语中结合对“新时期”以来农村现代实践及其文学表述的梳理,呼应土地改革前的农村现状,在一个相对完整的视野内再次回望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观照“土改小说”和“合作化小说”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