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裁判员制度的立法背景和主要内容。二战后日本确立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构造。然而,到了1970年以后,日本将刑事司法政策作为统治政策和治安政策的重要环节之一,要求警察署、检察院、法院三机关互相配合,共同打击犯罪。在刑事司法政策调整过程中,侦查程序逐渐成为刑事程序的中心,审判虚化问题愈发突显,被追诉人的防御权保障弱化。在此背景下,平野龙一博士提出引入参审制是刑事审判程序的“唯一再生之道”,并以“减轻国民参审负担”为立足点,提出国民参审下刑事程序的理想模型是“核心司法”模式。理论界与实务届围绕着“核心司法”模式展开探索,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裁判员制度改革的基本路线。第二部分是关于裁判员制度改革对侦查程序的影响。实施裁判员制度有助于确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促使侦查讯问程序规范化。裁判员制度实施后,法官驳回羁押请求率以及保释率上升,改善了侦查羁押程序的运用。改革还确立了侦查阶段国选辩护人制度,将只有审判程序中才全面享有和行使的辩方参与权前置到侦查程序中,激发了侦查阶段辩护活动的积极性。第三部分是关于裁判员制度对一审程序的影响。裁判员制度实施后,日本增设了审前整理程序,通过扩大证据开示范围、确定整理程序的效力等方式确保审前整理案件的核心争点与证据;积极探索便于裁判员理解和判断的举证辩论方式;尝试构建符合裁判员认知规律的事实认定方式与评议方式。第四部分是关于裁判员制度对上诉审程序的影响。日本引入裁判员制度的同时没有修改上诉审程序的相关内容,但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的判例明确控诉审程序的事后审构造,要求将“经验法则违反说”作为控诉审程序的审查标准。改革后整体上诉率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控方上诉率与撤诉率变化较大。事实误认审查标准具有法官经验优先于裁判员经验的意味。对量刑问题的审查基本能够体现尊重裁判员的判断的精神。第五部分是关于裁判员制度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评析。文章立足于日本引入裁判员制度的目的,从两个层面进行讨论:一是作为裁判员制度改革技术方法的影响;二是作为诉讼制度改革方法的影响。前者讨论在技术方法上调整刑事程序能否促进裁判员实质、有效地参与审判;后者讨论引入裁判员制度能否实现改良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