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被认为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之一。对该书首次系统的译介始于严复的《法意》。本文从翻译文化史研究视角出发,采用文本细读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探讨西方法学思想如何为近代知识分子所认知,以及这一翻译事件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研究发现:(一)严复翻译《法意》的主要动因,既是基于清末变法、修律、预备立宪的现实之需,也是基于严复自身思想启蒙的追求,是为解析中西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精神与原则。(二)出于启蒙动因,《法意》的译文与案语都呈现出严复启蒙话语的“译、释、评、论”的一贯模式。译文中的“释、评、论”体现出严复的翻译由于着眼于当时需要而带有他的主观理解与评论,从而难以完全符合原著本意,导致一定程度的失“信”。(三)译名上,严复较多地运用阐译、格义、会通的方法,其关键译名不拘泥于日译名词,如“君主”与“立宪”、“民主”与“共和”、“自由民权”与“自由”之间的区别。通过关键译名和案语,严复在译作中建构了其“法治”概念。他所译介的自由思想中,他更推崇是孟德斯鸠所论的“国群自由”,即以基本法为保障,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合理分配与制衡,从而获得的政治自由。(四)《法意》译介过程中,严复扮演了不在位的立法者角色,对变法、修律、立宪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辨析中西法差异的基础上,他否定传统儒家的“礼治”、法家的“刑法”之治,提出了立法为民、君民平等、立宪等现代法治思想,对清末主持修律的大臣沈家本亦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对近代法制转型发挥一定作用。本文认为,《法意》的翻译,是严复在外患内忧情境下的一种文化自觉翻译行为,是借助翻译“西学”建构新的“中学”以求富、求强、求治的学术体现。启蒙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运用。严复不但传播西学,更要针对历史与现实,立现代“法治”思想,求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