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外译作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鉴于此，本文拟对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的两英译本（胡志挥译本；Bret Sparling译本）做对比分析。本研究基于描写翻译学及语料库翻译学理论框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利用语料库检索工具对两英译本进行系统描写，考察其总体特征，范围涉及词汇，句法和篇章三个层面。其次，因该小说存在大量四川方言，本文基于自建的汉英平行语料库，对两位译者的方言翻译策略作了归类统计，并结合译例做了对比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定量研究方面，Sparling译本的类、形符数均远高于胡译本。参照翻译英语语料库的小说子语料库后得知，Sparling译本的标准类/形符比值更接近该语料库的比值。句法层面，胡译本的平均句长小于Sparling译本。胡志挥受原文影响较大，而Sparling调整了部分句型，使句子更灵活。且从标准差可知，胡志挥撰写长句的频率相较更低。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上，考察发现Sparling译本中每个第三人称代词（所有格“their”除外）的使用频率均高于胡译本。且源文本中的部分叙事视角会被Sparling转换成其他视角，而胡志挥更倾向于保持原状。
　　方言翻译方面，基于语料库统计得知，Sparling惯于直译四川方言，并选择性加注，以最大程度保留其异域性，而胡志挥倾向于意译，淡化方言特征。再者，在翻译含有方言词的人物对话时，胡志挥同样倾向于用正式书面语来淡化人物特征，而Sparling则使用美国黑人英语来换译原文中的袍哥形象，最典型之处在于其对ain’t一词的大量使用。这一区别也体现在人名翻译上，胡志挥选择音译，而Sparling版本中的人名体现出了人物的典型特征。
　　以上风格差异，究其原因，除了受译者主体性牵制以外，也离不开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文化实力日益增强，以及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度的不断提高，相信目的语接受者会越来越期待能更忠实反映中国文化的翻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