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以来,学界关于该程序证明标准问题的讨论就一直不曾停歇,《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适用何种证明标准,随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也未作出明确规定。虽然2017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该程序证明标准的问题作出了相对细致的规定,但其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文章通过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分析,以及对目前学界关于该程序证明标准观点的梳理,创新性的提出了违法所没收程序证明标准差异化的观点。文章通过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理论概述,归纳出了其程序特点,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司法民事没收制度进行了对比分析,明确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并分析了程序证明标准的研究意义,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的完善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国内学界关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观点的梳理,加以讨论分析,并参照国外与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相类似程序证明标准的研究理论,加以评价与借鉴,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对我国目前关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归纳,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在对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为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分析之后,建议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应适用要求相对较低的证明标准,并进一步提出检察机关所需证明的事实应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利害关系人所主张的事实应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观点,从而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确立了差异化的证明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