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指的是,违反工作场所相互尊重的准则、伤害意图模糊的低强度的越轨行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在职场中非常普遍,给职场人士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并且对组织有一定的危害。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涉及到实施者、受施者和第三方。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受施者和第三方经历了不文明行为之后产生了何种消极后果。对于第三方在目击不文明行为会作何反应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较少。出于理论和实践运用的角度,非常有必要对第三方目击不文明行为之后的心理机制和行为反应进行研究探索。本研究在道义公正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以考察第三方在见证不文明行为后,在什么条件下会对不文明行为的受害方会做出援助行为。初步假设在目击了职场不文明行为之后,第三方可能出于道德愤怒做出援助行为。相较于低组织道德氛围的个体,处于高组织道德氛围的个体,更容易产生道德愤怒,也更容易做出援助行为。本研究采用情景模拟实验法和问卷调查两种方式对模型进行检验。工具采用《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量表WIS》(Cortina,Magley,Williams,&Langhout,2001)、《道德愤怒量表》(Pagano&Huo,2007)、《组织道德氛围感知量表PEC》(Schwepker&Hartline,2005)、《Standup behavior》(Priesemuth,2012)、《状态愤怒》(Raver,Jensen,Lee,&O’Reilly,2012)。研究结果表明:1.道德愤怒在目击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援助行为之间起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目击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对道德愤怒的主效应显著,道德愤怒到援助行为的主效应显著,目击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对援助行为有间接的正向关系;2.道德氛围在目击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道德愤怒之间起调节作用。与低道德氛围相比,在高道德氛围的情况下,目击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道德愤怒的关系更强。3.道德氛围调节了道德愤怒在目击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援助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式。即道德氛围高时,目击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援助行为之间通过道德愤怒的间接关系的强度越强,反之,这一间接关系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