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网络信息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公民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也越发增强。对于不断涌现的新型网络犯罪,刑法作为维护国家和公民法律权益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法治成为我国强国战略的价值方向标,推进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建设也是我国网络强国战略的发展动力。我国为建设网络强国,需要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网络虚拟空间相对应的法治建设,更是实施我国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保障。诸如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为了打开下沉市场、吸引新兴用户,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在其平台推行特定的优惠或补贴机制,因此也催生了“薅羊毛”这一行为。“薅羊毛”行为指的是通过搜集和利用各大线上商户的优惠信息来实现低价交易的行为。这种行为介于民事行为与刑事行为之间的模糊地带,导致刑法上关于“薅羊毛”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定,在刑法界始终存在极大争议。因此,明晰这些所谓的新型“薅羊毛”行为中不当得利与刑事犯罪之间的边界,为进一步对该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十分重要。本文以“薅羊毛”行为为研究主旨,主要从“薅羊毛”的概念、特征以及“薅羊毛”的刑法属性入手,对“薅羊毛”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总结“薅羊毛”行为的民刑界限,目的是对这种层出不穷的“薅羊毛”行为作出合理且准确的刑法认定,将涉及违法犯罪的“薅羊毛”行为合理归罪,其法律意义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理清了“薅羊毛”行为的主要类型以及行为模式,这为理解复杂的“薅羊毛”行为模式提供了一个参考,可以更准确的作出判断,有针对性的进行司法认定。第二,将刑法上涉及的“虚拟财产是否属于财产犯罪对象”、“机器能否被骗”、和“处分意识是否必要”等各种理论观点进一步整合到“薅羊毛”行为中,综合分析各种理论的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结合理论与实践认可“虚拟财产属于财产犯罪对象”、“机器可以被骗”以及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必要说”等观点。结合刑法学界的相关理论,重新将“薅羊毛”行为的入罪、罪名认定等进行大致的系统梳理。第三,将“薅羊毛”行为结合不同司法实践案例,总结出了司法实务中认为“薅羊毛”不同行为分别构成盗窃罪、诈骗罪以及破坏生产经营者等原因,并提出了“薅羊毛”本身行为以及相关行为的罪名认定,以达到解决“薅羊毛”行为在司法判例中“同案不同判”问题的目的,达到司法公正的效果。除此之外,由于“薅羊毛”案件的不同类型是否达到犯罪标准的情况十分复杂,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薅羊毛”案件的认定和审判结果也大相径庭,所以司法实践上处理“薅羊毛”案件时应该综合分析具体案件事实,秉承着合理入罪的原则,尽量不能忽视个案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