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权保障机制的脆弱和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中国的侦查程序与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一样都亟待变革。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诉讼制度的变革上需要采撷域外制度之精华,这就需要对域外制度有一个精准的把握,从而对本国的诉讼制度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进而明晰改革的方向。长期以来中国学界认为中国的侦查程序属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并将中国侦查程序的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的固有弊端,而中国侦查程序的改革方向就是确立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这一认识上的偏差不利于我们对中国侦查程序进行恰当的定位从而不利于认清改革中国侦查程序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将改革的目标锁定在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而彻底否定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的主张也使得中国侦查程序改革不能借鉴和吸收真正的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的长处,这在客观上限制了改革的视野。事实上,如果详细考察细职权主义国家的侦查程序并与中国侦查程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充分认识中国侦查程序具有强烈的“纠问”特征,无论在价值层面还是在具体的制度上它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在价值观上,职权主义模式基本上确立了均衡的诉讼价值观并根据社会情势不断调适二者之关系;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上则确立和不断完善司法审查制度并不断充实辩护权。中国现行侦查模式则在价值观上过度强调控制犯罪而对人权保障认识不够,人权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被控制犯罪的价值目标所遮蔽;在具体的制度层面,这一模式保持着高度的“行政化治罪”色彩,司法审查制度并未确立,嫌疑人的辩护权十分弱小并受到追诉权的压制,这直接导致其人权保障功能非常脆弱,犯罪嫌疑人难以在制度上防御国家追诉权的非法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