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一直以来都具有重农的思想,即便在当今城市化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国家依旧不断强调农村的重要性,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是关于农业农村的,即可见一斑。可以说,农村是中国的基石,农村稳定与否,关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农村犯罪,是对农村社会稳定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农村犯罪治理是整个社会犯罪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通过完善农村犯罪治理模式机制,来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就是摆在当前社会面前的一道严峻课题。本文将农村犯罪中占比最大的盗窃犯罪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法、经验总结法、数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以四川省Q市农村盗窃犯罪数据为样本,在分析该市农村盗窃犯罪的特点和成因的基础上,折射出当前农村犯罪治理在模式机制中存在的一元治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专职力量较匮乏、基层组织不健全、多头治理效果不佳、社会力量参与不够、治理机制不健全、激励不足保障不全的困境和在客观方面存在的经济、人口、文化、物资、技术等困境问题。针对农村犯罪治理中存在的这些趋势、特点、困境和问题,本文将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政策和公共治理理论、犯罪预防理论相结合,以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对平安乡村建设的政策措施为方向,积极借鉴善治理论、情景犯罪预防理论、多机构协作预防犯罪理论,融合具有农村本土特色的“枫桥经验”以及国内外优秀犯罪治理经验,提出当前农村犯罪治理的对策建议——构建多元协同综合治理格局,并具体提出:一是在进一步完善农村犯罪多元协同综合治理体系模式方面,要使治理体系上由行政控制向社会治理转变,治理模式上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多元协同综合治理;二是在进一步夯实农村犯罪多元协同综合治理主体基础方面,要持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多元协同下的专职犯罪治理力量,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犯罪多元协同综合治理;三是在进一步改善农村犯罪多元协同综合治理客观条件方面,要通过乡村振兴改观经济、人口、文教等制约因素,不断完善农村犯罪治理现代化物防、技防措施;四是在有效创新农村犯罪多元协同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方面,要建立“党政履责有力、社会参与有道、相互协调融洽、监督保障充分、考核评估科学”的机制等措施。希望通过一家之言,以管窥豹,对农村犯罪治理工作有所裨益,为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