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带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促进了阶层间的流动。有关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理论在西方比较盛行。本文将西方的理论与明代苏州的社会历史结合起来,考察社会流动状况。按照中国的传统理论,将社会分为“官”与“民”两大主体阶层,而“民”之中又包含着“士、农、工、商”四个基本阶层。社会流动是社会位置的移动,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考虑家庭因素,可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其中垂直流动考察的重点是以“士”为核心的与科举相关的社会阶层流动。流动的主要途径是科举制度。其中垂直的向上的流动是讨论举人的出身状况,即代际流动。从《苏州府志》中辑出部分举人的家庭出身状况,分明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进行分析,认为有明一代苏州地区的举人,出身于普通家庭者约占 90%左右,出身官僚家庭者,约占 10%左右。并且明前中后期有所变化,大体是前者逐渐减少,而后者逐渐增多。并与何秉棣先生所论明代进士家庭出身进行比较。阐明科举考试打开了普通人由下而上,社会地位改变的道路及其局限性所在。同时,由于这种流通途径所能承载的压力(数量)是有限的,因而也由于各种原因日渐形成了科举壅滞的局面,导致士子弃儒现象频繁发生。垂直的向下的流动,即是士子放弃了求仕之路,选择与儒相关或无关的职业,业农、业贾、卖文博食、习医等等。尤其士子的弃儒营商,既是这种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士商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因士子的介入,“四民”界限渐趋模糊,也赋予了商人阶层某些新的特点。人们对商人阶层的认识也有了一定变化,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等也因这种认识的转化得以相应提高。社会流动关注的另一个对象是“望族”。苏州世家大族较多,因此修谱活动相应也较多,修谱可以说是“望族”形成的一个标志。明代苏州地区的谱牒主要是私人修撰的,多为入仕者即科举中第者所修撰。在望族的维系过程中,有很多因素促使望族的形成,促进其发展。主要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雄厚的经济基础、丰沛的文化底蕴,三者均不可缺失,但关键性的因素是科举,可以说科举在望族维系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同时,社会流动的相对加剧,造成了苏州地区望族的兴衰更迭,并于此“更迭”之中,完成了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资源的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