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河流域是哈萨克族最早的发祥地,乌孙作为哈萨克族古老的核心部落,在游牧经济生产方式下融合了大月氏、匈奴、康居、奄蔡等诸多部落。这些游牧部落以牲畜作为生产与生活资料,食肉饮酪,随畜而徙。这种空间上移动的放牧方式正是适应人—牲畜—草场之间矛盾的产物。狩猎是对放牧的补充,农业在汉文化影响下出现。游牧与农耕生产方式之间具有经济互补性,是西域各国与汉廷交往的内在原因,丝绸之路的开辟与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促进了西域各国与汉廷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自此之后,西域马匹为中原战马的改良,及其作为重要装备对战斗力的加强,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经济交往巩固了乌孙在西域各国的重要地位,乌孙崛起成为西域强国。从公元6世纪到15世纪,是哈萨克各部落不断融合的过程,也是哈萨克族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582年西突厥汗国建立,日后形成哈萨克族的各部落相继处于西突厥、突骑施、葛逻禄、喀喇汗、西辽的统治之下。在统一的政治管理下,各部落畜产品种类增加,手工业有了更加细致的分工,碎叶、怛逻斯等城市先后繁荣,伊斯兰教也随着大城市商业的兴起也逐步进入哈萨克草原,繁荣地绢马贸易是草原部落与中原贸易的主旋律。第二次大融合是在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通过战争征服了形成哈萨克民族的主要部落,这些部落与同样从事游牧的蒙古人相处融洽,在牧业生产工具、技术等方面相互吸取长处,在游牧经济发展中相互促进。然而,战争使哈萨克各部归于统一,可长期的四处征战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哈萨克各部落不得不在白帐汗国统治时期西迁,并建立独立的哈萨克汗国,以寻求更加丰茂的牧场和安定的生活。在哈萨克汗国建立初期,由于缺乏牧场导致游牧经济缓慢发展,自此哈萨克汗国开始了一系列扩大疆域、争夺牧场的战争,以缓解了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草-畜之间的矛盾,在这时期内哈萨克诸部落逐渐形成了民族。哈萨克汗国在发展以养马业为主的畜牧业同时,也因为哈萨克斯坦等城市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并在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上也形成了三个玉兹的游牧群体,但正是这松散的游牧制度导致对蒙古准噶尔部的入侵毫无抵抗之力。随着清廷发兵准噶尔,三个玉兹也相继臣服,不少牧民冬季跨境进入中国伊犁与塔尔巴哈台等地放牧。在哈萨克汗国依附清廷时,成为了沙俄与清廷之间贸易的中介。但沙俄并不满足间接与清廷贸易,沙俄不断入侵哈萨克草原。1822年,哈萨克汗国彻底解体。哈萨克族人民在清廷与沙俄签订的诸多条例下,从此跨国而居,分属两国。哈萨克汗国解体后,不少哈萨克人成为在清廷统治下的中国公民。随着我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程度不断加深,哈萨克人千百年来依赖的游牧经济被严重破坏,并且遭受部落头人、封建统治者及俄国殖民者的三重经济压迫。这段时期主要矛盾是牧主与雇佣牧工之间的关系,而牧主经济一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失去牲畜的哈萨克族牧民也被迫从事农业与工业,并且从内部孕育了哈萨克族工人阶级。1944年在我国哈萨克族聚居的伊犁、阿勒泰、塔城爆发的三区革命,是矛盾的激化与阶级意识的觉醒,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印证着哈萨克族内部要求解放。建国后,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哈萨克族内部的牧主经济被逐渐瓦解,哈萨克族牧区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从生产互助组到牧区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促进牧业生产发展,主要矛盾也变成牧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对哈萨克族聚居区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通过牧区民主改革调整草场利用状况、修建棚圈、学习农业技术与通过引进国外优良品种的畜产品改良,使得哈萨克族不再是传统的在时间上受自然限制的四季游牧经济,开始了半游牧半定居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