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研究趋势。随着以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的广泛影响，同时由于在五十年代后形成的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研究本身暴露的问题，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史学方向的转折。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将原先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其旗下。从历史学内部来讲，新文化史的兴起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它源于法国、盛于欧美、影响遍及世界，近几年我国史学界也开始日益关注起新文化史的发展，类似的研究取向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日渐增多。在历史学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已经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在一些相对独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学分支，如政治史、经济史、科学史中，也出现了向文化的转向，文化因素的考量成为这些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增加叙述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由此，新文化史颠覆了之前社会史唯社会经济因素的简单决定论，将文化从一种被决定的“上层建筑”位置解放到了更加基础的层次，成为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之一；新文化史也打破了传统文化史唯精英人物、知识阶层的狭隘偏见，用一种更广义的文化概念，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从历史学外部而言，一方面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同以“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风气的转变相一致的，可以被包容在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它既是一种在历史线索和框架下展开的文化研究，也是一种具有文化视野和取向的独立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它从外部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借鉴，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特色，它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那里获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视野和解释的手段，从文学理论、语言学和符号学那里得到了分析的武器，又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中学会了批判的态度。本论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从不同的方面在总体上分析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讨论“文化转向”在历史学中产生的深刻影响和重要变化；下编则将研究视线聚焦到彼得·伯克、林·亨特、纳塔莉·泽蒙·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和罗杰·夏蒂埃等五位颇具代表性的新文化史家，作为个案，通过讨论他们具体的理论与研究实践进一步说明新文化史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