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主发展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双重困境。在理论上,民主发展研究存在碎片化和简约化两个问题。就碎片化而言,具体表现为民主转型研究和民主巩固研究相互割裂,缺乏统一的分析范式。就简约化而言,具体表现为宏观视角的研究方法与微观视角的研究方法相互冲突,无法展现民主发展的复杂性。在实践上,民主发展研究则面临着更为尖锐的质疑。全球风起云涌的民主化运动承载了人民对于民主价值的追求和对高质量民主社会的向往。但事与愿违,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不仅没有带来应有的自由与平等,反而导致了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经济下滑、人员死伤以及威权怀旧等恶果。原有的研究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以上困境的根源在于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们对于民主成本这一重要现象的忽视。民主发展是一场深刻地制度变迁。它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变动也许会无可避免地会对人类带来伤害和痛楚。不考虑民主成本,贸然推进民主化不仅不能带来渴望的自由与繁荣,反而使国家和人民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造成社会分裂和生产力的损害。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迫切需要用民主成本理论重塑民主发展的认识论。可是现有的民主成本研究还远不能承担这一重任。具体来说,目前的民主成本研究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民主成本内涵和外延模糊。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二是研究层次不高。文献散见于期刊中,没有成熟的专著或是博士论文;三是整合研究不足。研究仍然囿于原有的研究框架,没有能够整合现有研究成果。四是研究方法单一。研究仍停留于质性讨论,缺少系统的指标量化和跨国比较。为此笔者尝试从重构民主成本的概念入手来建构新的民主发展分析框架。从人类社会福祉这一根本问题出发,民主成本具备有三重属性:一是宏观属性,关注社会历史变迁;二是价值属性,追求人类社会福祉;三是工具属性,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依据以上三重属性,笔者认为民主成本不是专制制度优越性的注脚,也不是民主制度建立与运行的正常损耗,更不是个人理性选择下的成本计算。民主成本的内涵包含有两个层次:一是基础层,框定民主成本的问题取向和基本属性;二是核心层,明确民主成本的内部结构。从基础层讲,民主成本其实就是民主发展所引起的代价。从核心层讲,民主成本的内部结构划分为过程民主成本和结果民主成本两个维度。过程民主成本形成于制度变迁,而结果民主成本形成于制度绩效。民主成本的构成是依据国家标准和民生标准来选择。国家标准包含有两个方面:民主的发展是否威胁国家的统一和民主的发展是否威胁国家能力。民主标准包括安全、经济和心理状态三个方面。依据以上两个标准,民主成本的外延是由四个指标构成:一是政治成本,即民主发展对于国家的损坏程度;二是生命成本,即因受政治暴力而死亡的人数;三是经济成本,即民主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损害程度;四是文化成本,即实施民主制度后所造成的政治冷漠。从民主成本的内涵和属性出发,可以发现民主成本在方法论上具有中介性质,具备双重角色,即既可以作为因变量又可以作为自变量。作为因变量,主要是关注民主成本的形成机制。民主成本的形成机制是由过程民主成本的形成机制和结果民主成本的形成机制两个部分构成。笔者认为过程民主成本主要是受到初始条件和策略选择两个变量的单独影响或是二者结合的综合因素影响。初始条件的条件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党的制度化程度。政党的制度化程度越高,越可以有效的吸纳政治参与,从而避免政治动乱,降低过程民主成本。二是阶级结构类型。橄榄形的阶级结构类型相比于两极化的阶级结构类型更有助于降低过程民主成本。三是政治文化的氛围。“共识妥协”的政治文化相比于“全赢全输”的政治文化更有助于降低过程民主成本。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主动型策略效应。这种由执政精英主动推动民主发展的策略,能够有效控制转型的强度和速度,具有很强的成本比较优势。二是替代型策略效应。这种由威权政体自行解体或是反对派推翻原有政府的策略,加剧了转型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可能导致很高的过程民主成本。三是合作型策略效应。这种威权政府与反对派相互合作的策略保证了民主转型的有序进行,因而具有较低的过程民主成本。综合因素影响主要表现为“国家性”问题效应与选举的序列效应的混合。自上而下的选举策略相比较于自下而上的策略往往可以减轻“国家性”问题的影响,有效降低过程民主成本。结果民主成本则主要受到两个变量的影响。一是社会秩序的影响。制度结构决定制度绩效,开放型社会秩序相比较于权利限制型社会秩序具有成本优势。二是制度设计的影响。制度设计的影响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府际关系,即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其次是选举制度,即选择简单多数决制还是比例代表制。最后是央地关系,即选择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作为自变量,主要是建立民主成本与民主发展模式的联系,以此来重塑民主发展的认识论。在回顾原有民主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笔者从民主成本的视角出发,利用类型学建构了四种民主成本发展模式,即模式I:高过程民主成本和高结果民主成本、模式II:高过程民主成本和低结果民主成本、模式III:低过程民主成本和高结果民主成本、模式IV:低过程民主成本和低结果民主成本。依据民主成本的指标,笔者对俄罗斯、日本、阿根廷、韩国的民主成本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数据,俄罗斯属于高过程民主成本和高结果民主成本类型,日本属于高过程民主成本和低结果民主成本类型,阿根廷属于低过程民主成本和高结果民主成本类型,而韩国则属于低过程民主成本和低结果民主成本。民主成本发展模式的科学选择应当坚持两个指标。从经验层面讲,就是要符合民主发展的规律。从价值层面讲,就是要具有极强的人文关怀。依照以上两个标准,在综合比较四种模式和相应案例后笔者认为模式IV属于理想模式。它是民主发展模式最优选项。这种模式不仅在经验上紧密契合了民主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在价值上也给予人类社会福祉充分关注。模式III属于普遍模式。它是民主发展的次优选项。模式II是特殊模式。这种模式较为少见,不具有普遍性。模式I则是变态模式。最应当避免选择这种模式。基于民主成本的分析框架,低民主成本发展模式的建构路径应当坚持以下六个原则。第一,坚持宏观成本—收益理论的指导思想。从经验层面上,要反对民主速成论、民主万能论和历史终结论。从价值层面上,要反对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个人计算行为,坚持民主成本的宏观属性,即以人类福祉为目标。第二,积极地培育民主的基础条件。首先要积极地改造结构性条件,推动社会秩序从权利限制型秩序向权利开放型秩序转变。其次要积极地培育功能性条件,推动经济发展,培植社会资本,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文化。第三,科学地设计民主的政治结构。首先要在横向层面上处理好制约与效率的关系,科学地设计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其次要在纵向层面上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科学地设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四,合理地建构和完善民主制度。首先要积极完善代议制度,畅通代表与选民的联系,积极回应民众诉求。其次是科学地建构选举制度。最后是合理的完善政党制度,推动政党的制度化水平,增强多党制的的稳定性。第五,理性地选择民主发展的手段。首先要坚持用务实的态度推动民主发展,具备国情意识、次序意识和妥协意识。其次要坚持用渐进的方法推进民主发展。第六,及时启动民主成本补偿机制。首先是理性清算威权遗产。其次是提供适度物质补偿。最后是及时进行心理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