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在总结现有拐卖妇女、儿童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将保证妇女儿童生存权、发展权等公民基本权利作为立法的重点及核心。尤其是通过设置专门法律规范的方式,着重保障妇女与儿童权益,先后加入多项国际人权公约,不断提升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力度。无论是《刑法》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亦或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均为打击、惩处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纵观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发展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均是各国刑事立法惩治的重点及难点。虽然我国在拐卖妇女、儿童司法认定中取得了诸多成果,然而依旧存在一定的认定问题。在拐卖妇女行为司法认定中,关于被害人承诺是否能阻却犯罪主体的犯罪性存在争议、“奸淫被拐卖的妇女”认定标准并未予以明确、介绍买卖妇女行为认定较为模糊。同时,存在介绍婚姻索取行为与拐卖行为相混淆的现象。而在拐卖儿童行为司法认定中,对出卖亲生子女罪与非罪认定存在争议,对拐卖儿童行为犯罪未遂应当如何界定有待进一步探讨。同时,关于主从犯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细化。上述问题使拐卖妇女、儿童司法认定极为困难,在实践中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法官裁判说服力有所下降。为此,需要根据我国拐卖妇女、儿童司法认定的基本现状,分析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能更好地为拐卖儿童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的司法认定奠定理论基础,以解决实践认定中的棘手问题,进而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