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我国社会显现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其中未成年人已然之罪的应对问题就是一个非常棘手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进入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开始实施，旨在以平和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恢复被加害人破坏的社会秩序的刑事和解无疑为我们更好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与重新走上社会、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有利于被害人的利益保护。然而，我国在规定刑事和解制度时并没有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成年人犯罪案件别无二致的适用刑事和解显然不够适宜，加之未成年人犯罪特别追诉程序制度的制约，致使刑事和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效果不尽如人意。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适用未有统一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往往因地域等案外因素的影响而大有差异，这无疑有悖于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未成年人犯罪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规范化适用问题，已经成为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笔者开篇以李某强奸案为切入点，通过对案情的基本介绍和对争议焦点的归纳，找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适用规范化存在的障碍：包括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解的达成、和解的具体操作规则等。在其后各章，结合《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刑事和解的规定和相关理论知识，笔者对案例中的各焦点问题及相关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适用的规范化设想，并进一步尝试将这一设想应用于引例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