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大量的行政犯罪,而近几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更是带有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的色彩,近几次的刑法修正案将部分行政违法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或者降低部分行政犯罪的入罪标准。其背后的原因,既包括我国长期迷信刑罚手段的法律文化习惯,也有当下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的现实需要。行政违法行为的犯罪化也因此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民众的担忧。行政违法行为入罪后分散设置于刑法典、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内容多且涉及面广。当前,行政违法行为入罪的趋势体现为扩大化、功利化及法定刑重刑化,使得刑法的作用和职能也体现出相应的变化。刑法的预防作用大有让步惩罚作用之势,刑事手段逐渐被赋予解决社会纠纷、进行社会治理的功能,其僭越行政手段的现象屡见不鲜。行政违法行为入罪拓宽了社会治理模式,有效的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但日益增强的犯罪化,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和重大隐患。承担着底线防治功能的刑罚手段走向了社会治理的前台,相应的是带来了公民权利的限制,以及对传统刑法基本原则的挑战。如何保证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对刑法谦抑原则的坚守有机统一,成为了极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严格按照刑事法律的立法原则、运用刑罚轻缓化的刑罚理念,吸收国外合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对行政违法行为入罪的相关规定进行立法审视,是对当前行政违法行为入罪浪潮纠偏的合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