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等刑事诉讼立法活动的兴起，通过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引申出来相关的问题，在法学理论和实务界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我们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并不能提供合于实际需要的标准，即不能在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之间进行妥当的平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对象仅限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关于实物证据的排除更是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限制态度。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少数法院如北海法院开启了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先河，但是总体上看并没有成为普遍适用的程序。另外，我国的立法规定实在太粗线条了，具有极大的解释空间，导致法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不能真正地维护正义。虽然在我们国家刑讯逼供十分普遍，一审有罪率高居不下，但是作为限制公权力滥用的有利手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基本上属于“睡美人”条款。笔者在结合西方法治国家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认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存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笔者的浅见，希望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现实的路径，在保障人民自由和进行犯罪控制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