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畜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宝贵财富。集体化时期的牲畜饲养活动不单单是一项农业生产活动,也是一项政治化的群体运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乡村社会的牲畜所有权不断发生变化,底层农民的饲养活动也随之发生改变。看似简单的牲畜饲养活动实际涉及到牲口粮食、饲养员以及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博弈的多重面相。1958年底,中共开封地委开始了牲畜“大跃进”运动。在跃进的前期,政府采取“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方针,对农民进行小家畜饲养和售卖的举动保持了宽容的政策。随着跃进形势的进一步严峻,粮食的紧张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全面恐慌。严重缺粮的农民完不成征购任务,不得不将口粮、饲料粮和种子粮上交,这几乎封死了散养牲畜的所有途径。但政府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下达了牲畜增肥增量的指令。牲畜要增肥增量,必不可少的就是饲料和饲草。为了储存饲料饲草,开封专区地委组织各个队贮草、调剂余草,县社之间矛盾重重。因饲草极度短缺和价格被哄抬,开封地委不得不下拨饲草贷款及采取“工分代草”的措施,推动民众饲养牲畜的积极性。在“牲畜大跃进”的指标命令下,饲养员这一群体因兼具“阶级”与“技术”等多重符号格外引人关注。大量的宣传报告和文学品聚焦在农村饲养员,并以此建立起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道德楷模的经典形象,在乡村社会被广泛宣传,但与之存在差异甚至相悖的另一面相则遭到隐藏。在“饲养员地位提高”的阶级话语下,我们可以发现其背后交织着生存需求和权利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