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作为我国三十年代现代诗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诗歌作品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代表诗作《雨巷》、《我底记忆》在当时曾备受推崇。戴望舒的诗歌具有中西诗艺馨香兼容的独特魅力,这与他并行而进的个人创作与西方诗歌翻译工作是分不开的。对于戴望舒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关系问题,先前的研究者们大都从宏观角度切入,探究戴诗在整体上对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借鉴和学习(如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未来主义诗歌、超现实主义诗歌等等)；而较少直接从具体文本入手去分析戴望舒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关系问题。戴望舒作为一个诗人与诗歌翻译者,其主体选择作用在先前的研究中也较少涉及或虽有涉及而不太深入。笔者通过本篇论文尝试着从这些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戴望舒的诗作与其汉译诗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本间的相互阐释关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而目前尚没有研究者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互文性角度出发,将戴望舒的全部诗作和他所翻译的西方诗歌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四章内容,从文本层面、主体层面和文化层面三个层面入手对这二者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首先,在文本层面中,通过诗歌意象、诗歌情感、诗歌主题、诗歌结构四个部分具体的实例分析,展现戴望舒诗歌创作中所采用的具体的互文性手法,以及戴望舒诗作和其汉译诗之间的互文性阐释关系(包括同步递进式关系和互补性关系)；其次,从主体层面入手,分析戴望舒诗作和其译诗具有互文性现象的原因,突出其兼具诗人、读者、译诗者的三重身份所体现出的主体选择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最终跨度到文化意义层面,从中西文化大的背景下,在一个更宽泛的语境中来重新认识戴望舒诗歌的跨文本的文化意义。笔者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分析和研究,通过这种对照和结合,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戴望舒的诗歌创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