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助力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莫言小说的译介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莫言翻译研究已经成为显学。借助可视化科学计量统计工具,可以看出目前现阶段莫言小说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译者惯习、翻译与改写、翻译与意识形态等相关论题,更加倾向于探讨对文化、社会等“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而忽视“文本内”资源的挖掘,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亟待寻找新的理论阐释空间。本研究以中国本土修辞学理论——广义修辞学为总体理论框架,辅以巴赫金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主要以莫言的六部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进行对比分析,探析莫言小说的系统性修辞特征,构建其原文和英译文中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在分析英译者对不同修辞采取的翻译方法的同时,亦深入分析原文的修辞建构对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提出的认知要求。笔者在莫言小说修辞技巧层级选取明喻、通感、超常规句式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莫言的明喻本体呈现肉体化、自然化、有灵化、魔幻化、动物化的倾向,喻体的选择呈现陌生化、游戏化、动物化、粗鄙化的特征,葛浩文主要采取了异化翻译为主、归化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莫言的通感修辞具有修辞、认知、哲学三个维度的意义,其建构映证了乌尔曼(Ullman)所进行的大规模通感隐喻调查结果,葛浩文的通感修辞翻译实现了与莫言原文的通感同构,体现了哲性维度的审美共通感。莫言文本中的超常规句式主要体现为超长句和超短句,其英译文体现了异化翻译策略。莫言小说的修辞诗学分为杂语修辞、戏仿修辞、民间诗学(猫腔叙事及类书场文本建构)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语言杂多”是巴赫金文论中的核心概念,用来描述社会语言的多样性、多元化现象,莫言小说文本富含杂语特征,包含着作者对于文革话语、詈骂语、谚语、成语、古诗仿写等语言形式的混杂性使用,创造了戏谑、幽默的效果,降格了政治语言的政治性和严肃性,但阅读杂语文本需要调动读者的社会经验和历史记忆。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杂语修辞的理解和认同上具有重要意义。戏仿修辞是莫言小说的主导话语策略,是一种体现作者反讽意图的游戏性文本建构,戏仿历史语境中的崇高话语并将之置于荒唐的语境,是作者游戏精神的体现,是狂欢化思想在叙事层面的映射。仿拟可分为词语、短语、句子、风格、篇章五个层面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仿拟的生成、翻译、译文接受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认知建构、解构、再建构,仿拟文本在原文文本到译本读者的心理文本之间经历了二次变形,译者“咀嚼”了一次原文文本,译文读者再进行二次“咀嚼”,因为文化、心理空间的不同,译者和译本读者或完全丢失原文本的仿拟元素,或在理解中添加新元素。仿拟修辞的建构是否成功及是否成功翻译,不仅取决于译者这个“接生婆”的翻译成功与否,它对译文读者的语言记忆、文学记忆亦发出了强烈的召唤,仿拟修辞的互文性、杂语性、游戏性亦是莫言小说语言不可译性的动因之一。莫言的民间诗学可以从猫腔叙事建构和类书场文本建构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莫言小说语言“民间性”的异质性存在能够体现作者莫言文学书写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但同时因为域外译本读者对于文学书写的不同规约和期待,亦是中国文学外译接受障碍的原因之一。最后,笔者以反讽哲学为突破点来探析莫言小说的修辞哲学,具体体现为言语反讽、叙事反讽、总体反讽,其中叙事反讽分为戏仿性反讽、结构性反讽、语态性反讽、视点性反讽四种形式。在翻译中,英译者葛浩文在言语反讽层面忽略了原文中有些反讽话语的反讽意图,改写结尾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对人性的反讽,通过改写或删减原文中的“不可信叙述”的元话语策略可以大大拉近反讽间距。本研究使用了广义修辞学来探讨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一方面深入挖掘莫言作品文本,继续推进莫言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本土修辞学资源的一次有益实践,有利于促进翻译学与修辞学、叙事学、文艺学等之间的跨学科性研究,同时对译者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外译效果的评估亦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