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活动在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方面发挥出的作用日益明显,以科技创新为重点的科技活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因此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开始将竞争的焦点逐渐投向了该领域。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政府在科学技术上的战略投入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同时也可以发现,政府在科技活动中体现出了决定性作用。而我国的科技投入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政治体制和现有经济体制的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在科技投入中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主导着科技投入体制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科技活动的快速发展,现有科技投入体制的诸多弊端越来越突出,中国科技创新效率低下问题日益严重。很多学者从政府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现有研究文献似乎依然很难有效解释我国科技创新中遇到的问题,而关于创新效率低下原因和解决对策等也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不再采取对政府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进行简单对比分析的方式,转而从政府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增长波动角度展开讨论。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认真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现状深入进行分析。本文在经济激励模型中构建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构成的三方激励模型,根据最优防范合谋契约原理分别构建政府科技投入最优契约、创新产出增长绩效下降情况下的政府科技投入契约以及创新产出增长绩效没有下降情况下的政府科技投入契约三种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命题并加以证明,进而提出中国政府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增长波动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的假说,最后本文引入在宏观经济领域应用较为成熟的STR模型对本文假说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体制不完善导致的政府科技投入增长波动是造成中国创新产出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这种规制波动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创新产出的持续稳定增长,而这种影响并非依靠创新产出增长绩效下降之后增加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就能完全解决。本文在对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政府科技投入的建议。本文指出,要解决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即实现创新能力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根本的出路在于继续推进政府科技投入体制改革和科研机构制度改革。最后,对本文研究局限性进行反思以及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