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选择以政治教化为基点,研究中国古代皇权统治的控制能力如何通过柔性的方式辐射至社会底层,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变迁和发展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探讨。本篇论文将政治教化作为一种机制来研究,具体来讲政治教化应该属于一种政治稳定机制。对政治教化的理解包括四种含义:第一是教育,包括国家出资支持兴办教育,对民众提供技能培训,对民众进行道德训导等;第二是感化,通过道德感召和仁政爱民措施,使被教化对象感怀恩德,产生情感依赖;第三教令,宣扬规则和法令,让人保持遵守规矩,不越雷池;第四是风化,培育好的民风民俗,打造利于统治的社会环境。政治教化虽然是思想意识的引导控制,但实际操作是通过具体的行动去实现的,所以本篇论文以政治社会学为理论支撑探讨政治教化问题是十分契合的。政治社会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就是个体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同社会的磨合与同化,使之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所以可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去分析政治教化机制,尤其是地方官府层面如何从政治情感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引导和形塑民众。本篇论文的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在社会演化方面借鉴了历史社会学和历史社会法学研究方法,关注持续的冲突和变迁,同时关注转变的瞬时过程。此外本篇论文还拟运用个体和整体、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结合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构筑论文的研究逻辑,借鉴帕森斯对社会行动的结构分析构成政治教化机制逻辑示意图。由于篇幅有限本篇论文将研究时代设定在清朝,但是也对政治教化机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迁情况做了简要的述略概括。清代政治教化机制有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第一,清代政治教化依赖汉族政治精英。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和增加政治认同,满清政府不得不吸收利用汉族政治精英进行政治教化,以达到“以汉治汉”的目的。第二,政治教化与吏治相结合。清代更加重视吏治和亲民之官的任用,来巩固基层统治的稳定。第三,以刑弼教方面先宽后严。清朝统治者想确立更开明宽和的开国气象,也由于入关前其本身统辖区域内的法律制度非常简陋,所以清代的“以刑弼教”体现出前期宽松后期严谨的教化特色。政治教化的实现依赖于政治传播为手段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通过宣传天命圣德构建王朝合法性和统治的正当性,将政治教化的内容镶嵌于民众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然后又通过对教化内容传播的程序化控制,杜绝有害信息,试图影响民众对教化内容的偏好和选择。政治教化的传播手段主要是通过官方宣教、判牍和地方志三种形式体现。清朝统治者同时非常注重对底层教化情况的掌握,主要通过以观风和采访的形式来实现对底层情况的摸排和了解。清代地方祭祀是真对底层控制非常有效的特殊政治教化方式。官方主导祭祀活动既是宗教仪式也是政治仪式,可以通过恢复祭祀来恢复政治稳定,以官员型神祭祀作为行政补充,以功能型神祭祀体现政治亲民性,以人物祭祀体现教化的制度规范性。同时地方官员主观意识对祭祀活动有很深刻的影响,地方官员需要利用宗教祭祀活动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施教化的需要灵活的选择。地方官府对民间祭祀即排斥又利用,民间祭祀可以作为一种减压装置而存在,有时候也可以直接用于政治教化。清代由于统治的特殊性,对同底层之间政治情感的建立和培养更加敏感,希望在底层社会建立起忠诚和无条件信任的情感依赖模式。统治者视角下民众对于政治教化表现出的感恩和顺化也许真实有所偏差,不过这种民众表面的政治情感归顺对于政权稳定已经足够,充分证明了通过政治教化对底层控制的有效性。想要实现教化的理想循环,统治者希望底层积极自我教化,以实现向上的逐级迎合,所以底层进行的自我教化活动都是都是对政治教化顺从的表现。底层自我教化主要的形式为宗谱族法、劝善组织和传播教化内容的民间文化。政治教化将皇权渗透入社会生活,但是底层社会对政治教化的态度也伴随着不服从和对抗,直到最后形成对朝廷的武装反抗。政治教化对底层控制的失效表现在底层社会教化的失序,包括利益争夺下的家族伦理失范、妇女生存状态恶化、无法抑制的诉讼泛滥、混乱的民间信仰、畸形的社会风气。失效现象通常不是单独一项存在,经常呈现集束爆发的样态,最后产生综合的影响,变成反政府的活动,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不安。底层社会对政治教化逆反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变迁造成的城乡差异,政府实际控制力度减弱,经济困境和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文化秩序同政治秩序的偏差,政府失能和政治衰败。面对政治教化的失效,清代政权的应对方式有三种,其一是重新约束、重新施化;其二是直接用法律强制手段纠偏;其三是用政治教化实在无法实现感化和归顺就只有武力镇压。还有利用报应文化使用法外暴力、身份剥夺、人格侮辱和重整吏治的辅助性应对手段,统治者还试图用恢复统治机能的政治重启摆脱统治危机。但是外部势力的介入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现实,政治教化在应对外来的强势上毫无用途,最终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作为政治稳定机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