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研究，基本上是将“兼容并包”作为确定结论来使用，将其局限于北大改革的办学方针，一般列举延聘新派教师、创办和扶助各种社团和刊物以及创设评议会、教授会作为论证的论据。这样做的最大问题是，未看到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立体互动和变化过程，从而使得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研究陷入某种平面化、静止化的误区。实际上，教育思想的提出都会带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在现实面前，即便是设计最完美的理论亦不免受条件的限制而削弱，甚至完全与思想家的初衷相背离。若想反映出这样的历史过程，就需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止走向变化，以一种立体化的动态方式来进行考察。所谓立体化，是指除了关注于蔡元培的言论本身之外，还要将其放置到整个近代中国社会转变、教育制度更替、教育思想嬗变的整个发展的序列中加以审视和定位，从而勾勒出近代教育变革，特别是近代大学中发展中某些颇具代表性的片断。所谓动态考察，是指并不简单将论述限制于思想或是实践领域，也不武断地给出任何结论，而是希望通过历史过程的梳理与描述，以历史中意义彰显蔡元培对“兼容并包”不同层次的诠释。 通过对基础史料的梳理和相关研究的分析，我认为，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诠释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蔡元培入主北大的最初两年时间(1917年-1918年)，主要从扭转北大学风入手，希冀将德国大学崇尚学理之学风移植到北大，通过强调不同学术派别的兼容并存，将北大塑造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同时，这种出发点正与蔡氏本性上“囊括大典”的偏好相契合，由此，学术派别的“兼容”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尽管蔡元培尽力淡化北大内部关注政治的氛围，北大各项改革都从学问本身出发，但学术的“兼容”仍然掺杂了某些趋向政治的可能性。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国内政治的愈发黑暗，直至五四运动最终爆发，都使得人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同时，发轫于北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启蒙性质，也决定了北大不可能远离政治的干扰。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尽管怀抱着超轶于政治之外的教育理念，信奉“为学术而学术”，但政治对于大学的影响仍然远远超过了他的估计。他对北大的兼容并包充满着理想主义期盼，但也难以摆脱最终略显悲剧色彩的命运。1923年，蔡元培因“罗文干案”愤然辞职，远走欧洲求学，至此他对北大的直接影响亦告一段落。此后，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更多的是以一种集体回忆的形式流传下来，并通过人们的不断追忆和纪念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