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信息交互、搜索引擎等互联网智能服务日益走进千家万户,数据呈现指数型的增长态势,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数据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带领我们进入了人机互动、精细解析的新时代,各国开始面临数字化治理的新难题。而数据跨境流动的高频次、异地存储的普遍性、全球范围内数据提取的便捷化使国家数据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由此催生出的数据主权概念成为各国政府对数据产业进行有效管辖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各国为保障本国国家安全、维护内国公民个人权利,引发了数据保护域外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各国间多重管辖权的矛盾冲突,以及数据产业的无序管理状态。近些年来,关于数据保护的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外有谷歌、脸书等互联网公司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欧盟区国家因为使用该国国民的个人敏感信息,而被诉诸法庭,欧洲法院宣布自2000年以来建立的“安全港协议”无效;内有新浪微博起诉脉脉抓取使用微博用户数据信息的不正当竞争案,顺丰与菜鸟裹裹因获取用户隐私数据范围的矛盾冲突被国家邮政局点名关闭互通数据接口。数据保护开始与商业贸易、经济发展挂钩,数据背后所蕴含的经济价值被企业、政府、个人等多方主体竞相争夺,如何保护数据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十分重视的问题。而数据所拥有的非客体性、非财产性特征决定了其无法在传统法律体系中得到有效规制。发展现有国际民事管辖权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从而使其在数据领域重新焕发生命力显得尤为重要。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保护问题无非关乎数据的使用与规制、数据保护法律的管辖权问题、数据保护的国际协调机制等方面。欧美等信息技术强国对于数据保护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规制体系。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正式开始施行,将欧盟区域内各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法规统一化。美国2018年快速出台的《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将调取国内数据服务商存储于境外服务器数据的指令合法化,其数据主权战略得以窥见。而我国不甘落后,2019年初开始施行的《电子商务法》明确调整了以数据电文为手段的商事交易关系。此外,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国家采取数据本地化政策,严格控制数据跨境流动以维护本国数据安全。各个主权国家都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数据保护的规则制定,但是这些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域外管辖权冲突问题,传统涉外管辖权理论在新领域的适用面临挑战重重。传统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作为法院等司法机关审理具有涉外因素民商事案件的理论基础,在面对模糊国界与地域的数据时如何正确发挥其作用值得深思。如何合理界定各国就数据保护问题的管辖范围,将管辖权原则进一步发展从而将之运用到数据保护领域,最终减少各国域外管辖冲突成为关键目标。就属地管辖而言,数据服务提供者所在地、用户所在地、数据存储地、加工地、传输地等涉及到的地域数量远超以往,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无界性特征又使得网上行为的精准线下空间定位困难重重。技术和法律的双重障碍导致传统属地管辖原则在数据保护领域水土不服。属人管辖仅依据国籍确定管辖法院难免过于片面和狭窄,信息大国采取以数据服务提供者国籍为连结因素的属人管辖原则实质上将全球范围内大部分的数据都纳入管辖范围之中,扩张本国数据霸权的企图十分明显。协议管辖虽然具有可预见性和管辖法院确定性等优势,但当事人主体地位差距悬殊导致的条款中,是否能够完全体现双方当事人的真正意思表示依旧需要在实际案件中多加考量,由此可能引发的择地行诉问题也无法忽视。诸如以上种种,都是传统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原则在大数据时代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实践过程中,各国为了解决数据保护的域外管辖问题各显身手,从立法、司法、政策出台等进行了一定的有益尝试。例如美国在微软境外数据调取案中所采用的“数据控制者”标准,将数据控制者所在地公权力机关作为数据控制者所掌握数据的监管机关。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多伊兹诉脸书公司案中,针对选择法院条款的效力问题确立了两步法判断标准。而在欧洲法院就谷歌(西班牙)公司和谷歌公司的隐私权一案,则因为谷歌搜索引擎的全球适用性将其判决的效力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各国司法机关针对数据保护域外管辖权问题的裁判文书中都通过说理论证其裁判的合理性,但毕竟是一案一说理,从总体而言缺乏系统性、体系化的域外管辖制度安排。要从根本破解以上管辖权困境,还需要国际社会呼吁号召各主权国家的合作与协商,对共有共管虚拟空间并形成数据保护领域统一长效的法律机制。但在此之前,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完善数据保护立法体系从而维护我国数据主权,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以数据主体国籍为连结因素的属人管辖作为主要管辖权原则,符合我国数据用户主体人数众多、数据产业飞速发展阶段的现状,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护我国国民的个人数据安全和国家数据安全,也能减少对外国公民数据进行管辖的成本负担,体现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尊重。此外,将协议管辖制度作为辅助补充原则,对于如何判断协议管辖条款的合法性、有效性制定详细标准,明确协议管辖应当具备的形式与实质要求,从而促使其真正发挥出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提升法律可预见性的制度优势。此外,我国在立法过程中还需要明确数据主权的优先地位,以维护我国数据安全和个人数据隐私权利保护为前提和基础。并将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根据数据的重要性分层级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以减轻监管负担、提高数据流动效率。此外,重视在国际社会层面加强合作,输出中国智慧,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五国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机会与各国进行交流,早日形成数据保护的统一规范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