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刷单炒信,是指在电商领域以制造虚假的交易量、删差评、写虚假好评等形式为自己或他人提升信用水平,以此作为手段进一步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包括经营者虚假抬高自家店铺销量及好评、对手经营者恶意刷销量及好评、组织刷单增加销量及好评这三种模式。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生成背景,是电商经济时代零售业、服务业由线下实体店向线上店铺转变、商业信息的传播向网络化转变;同时互联网商业信用评价机制也发生了新变化——评价的表现形式更丰富、评价主体增多、评价对象范围更广。在对不同模式的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定性问题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确定对刷单炒信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刷单炒信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和规范违反性,近年来行为有逐渐隐蔽化、复杂化的趋势,扩大了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辐射范围,不纳入刑事规制范围将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同时要保持入罪的警惕性与克制性,建议完善严而不厉的法律结构,打击恶意刷单炒信行为时,在被害人用尽行业内部管理手段、民事、行政救济手段维权之前,不动用刑事处罚手段进行规制。对于各类刷单炒信行为的定性,目前学界是存在争议的:第一类,经营者虚假抬高自家店铺销量及好评的行为。此类行为的定性目前并不存在明显分歧,通说认为不构成犯罪,应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评价为虚假宣传进而承担行政责任。第二类,对手经营者对竞争店铺恶意刷单炒信行为。对这类行为的定性存在以下几种主张:第一,认为不构成犯罪;第二,对是否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存在分歧;第三,认定行为成立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三类,幕后组织者实施有组织的刷单炒信行为。这类行为的定性也存在分歧:第一,对是否成立非法经营罪存在争议;第二,建议刑法新增网络不正当竞争条款以进行立法应对,如新增“妨害业务罪”等罪名进行规制。对不同类型的网络刷单炒信行为的刑事规制进行研究,需要以对现有的定性争议进行梳理与评判为基础。评判各学说的标准与立场是:为了使刑法解释能够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而采取“主观的客观解释论”;明确适用现行刑法规范具有合理性,不建议新增罪名来应对;在刑法解释时,提倡严格遵循同类解释原则对待兜底条款。对不同类型的刷单炒信行为进行刑法规制,首先,是恶意好评刷单行为。这一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存在疑点:对经营活动的破坏并不必然成立破坏生产经营罪,商品搜索降权并不属于“毁坏机器设备”,也不属于“其他方法”。对于此类行为的刑法规制路径应为:竞争者恶意刷单炒信行为成立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本罪的成立需要对“虚伪事实”进行合理扩张性解释,不再仅限于负面信息,“好评”也可以导致严重的法益侵害。搜索降权的本质是淘宝平台利用数据技术检测到经营者的销量和好评数量异常,对店家商业信誉产生了严重怀疑而施以惩罚。行为人正是利用了这一规则来损害对手店铺的商业信誉。结合电商经济发展现状,行为人“利用网络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利用的媒介(互联网和其他媒体)只有具备快速高效且大范围传播信息的功能,具备相当的影响力能够将虚伪事实广而告之,才能与《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二)》第74条规定的“给他人造成五十万以上数额的直接经济损失”等而论之。在恶意好评的行为过程中,捏造行为一旦完成,虚伪事实也将立即被散布,“捏造”与“散布”不可割裂对待,因此“着手”的判断应提前至捏造行为开始时而非散布发生时。另外,对于组织刷单炒信行为的刑法规制路径如下:将该类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存疑,该行为不符合“违反国家规定”的要件,也不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因为秉持同类解释的原则,成立该罪应当以“合法经营”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即存在特许经营等法律提供特殊保护的经营行为,但是刷单炒信行为无对应的“合法经营”,因此也无所谓的“非法经营”。该类行为成立虚假广告罪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行为以虚构交易来制造出不真实的销售状况和客户评价,这同《广告法》中虚假广告的定义相符;行为干扰了电商平台及消费者对店铺的信用评价及选择,具有排挤对手竞争者的不法目的;刷单平台组织者属于广告经营者,符合虚假广告罪身份犯的要求。同时,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刑法适用基本原则,不排除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该行为由于符合“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以及“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被定性为此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