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史学为方法论,以反思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现状为起点,以建构文化研究学科史为问题意识,考察了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发展与播散过程,证明了文化研究始终是以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为己任的一门跨/反学科的学科、同时受制于社会文化现实与学理建设。论文凸显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些代表人物,目的在于强调英国文化研究的论战式发展特征,引申出书写与建构文化研究学科史的方法论。1956年的世界局势聚变催生了寻求别样道路的英国新左派,以雷蒙德·威廉姆斯为代表的新左派成员通过积极参与核裁军运动、成人教育运动等新左运动,成功制造了旨在“开拓出一条通往未来之路”的社会主义者;英国新左派与新左运动合力确定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政治诉求。通过批判性地承继“文化与文明”传统、利维斯主义及参与精英与大众论争,威廉姆斯等左派利维斯主义者从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内部整合出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奠定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思想及学理基础。政治诉求与学理基础的最终融合促成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文化研究因此获得了其学科地位的起点,但理查德·霍加特的“自在与自为的文学”观念及英国新左派的内部纷争将处于学科发展初期的文化研究置于了同时目标坚定与左右摇摆之中。乘虚而入的结构主义引发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的语言学转向;随之出现的文化主义—结构主义论争使英国文化研究步入了理论时代,确立了理论与实践并举、借范式转移而发展的发展模式。正因如此,斯图亚特·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动接受了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后学”理论家的冲击,借助“后学”进一步扩大了研究视野,同时从性别、种族、阶级等维度考察英国的社会文化现实,通过反学科性质的工作坊进入了发展盛世。后霍尔时代的英国文化研究基于大众媒体政治经济学与结构马克思主义在1970年代末期的失灵,通过“葛兰西工程”实施了影响深远的葛兰西转向,文化消费因此成为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新的主题。历经霍加特时代、霍尔时代及后霍尔时代的发展,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开创的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已然从英国播散到了澳大利亚、美国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虽然在文化研究日益国际化的今天,世界文化研究共同体的话语权仍由“三A轴心”把持。通过考察与整合关涉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的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因素,探究与分析其间的纠缠与耦合,本文厘清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总结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特征,完成了与霍尔及伊格尔顿等理论家的对话。所以,本文将不仅有助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学人正确认识文化研究,而且还将有益于文化研究学界书写与建构文化研究的学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