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城市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现阶段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如何走城市化道路以及如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便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性服务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备受关注。同时,城市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中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因此,本文基于以上考量,重点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规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情况。首先,本文梳理、归纳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规模和城市生产率三者之间关系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述,进一步得出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与创新点。其次,本文进行相关理论分析,构成文章的理论基础,分别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生产率、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影响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随后,本文选取中国267个城市在2003-2016年间的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规模和城市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处理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序列相关与截面相关问题,并进一步考察其行业异质性。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我们得出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的结论。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总结出如下结论: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呈现倒“U”型关系,城市存在最优规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在小城市中,进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阻碍城市生产率提高,只有在跨过城市规模门槛值后,进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才会推动城市生产率提升,本文给出的参考性城市规模门槛值为82.27万人。最后,根据总结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在不同规模城市中,政府应设计倾斜性城市化建设政策,帮助城市达到其最优规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能盲目进行,小城市应以发展制造业为主,大城市更应该进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同层级的生产性服务业也要分情况进行集聚,小城市应优先发展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大城市要注重高端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同步集聚。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加入城市规模视角,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城市规模约束。在进行实证研究时,使用面板门槛模型来研究非线性影响,弥补传统分组检验和交叉项模型的不足,精确估计出门槛值,避免人为划分区间可能带来的偏误。在数据的选择上,本文使用全国性数据,以期得到更为一般性的结论。考虑到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是,建立一个适合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率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且选取更为全面的衡量指标,同时将样本扩展到县级城市,再进行相关研究,以期得出更为精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