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表现为经济的金融化过程,经济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资本主义世界过度金融化正驱使金融资本逐渐偏离服务产业资本的正轨,同时朝着马克思所憎恶的高利贷资本方向发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金融化不过是高利贷资本的“复归”。这种“复归”不断削弱产业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但是,部分学者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刻意忽视经济金融化的破坏性,认为经济金融化不过是金融发展的短期失真。不可否认,有序的金融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但过度金融化的严重后果也不容忽视。一个例证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尽管已过去十余年,但世界经济的脆弱性有增无减。正如福斯特所言:“（1）实体经济停滞意味着,资本家日益依赖金融部门的增长来获取和扩大货币资本;（2）资本主义经济的上层建筑不能脱离其在实体生产经济中的根基而完全独立地自我膨胀,因而,投机性泡沫破裂成为周期性发生并不断加剧的新问题;（3）金融化无论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破解生产停滞的难题。”金融化不但不能为经济停滞找到出路,反而一再加重了资本主义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再工业化”的方式促进经济再腾飞,但一些列的政策措施并未取得显著成效。事实上,发达国家工业化早已完成,再次强调工业化的举措不得不引发深思: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也呈现出金融化特征,FIRE部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泛金融部门的缩写）膨胀式发展,导致资产价格迅速上升,居民负债水平随之提高,实体企业也越来越依赖金融投资获取利润。经济发展对金融的依赖性逐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能过剩、创新不足等问题,经济面临结构性失衡困境。为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也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国内学者就经济金融化的现象、成因、运行以及后果展开了大量论述,也对经济金融化与实体企业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但在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化和企业发展问题时,把经济金融化看作既定事实,缺乏对经济金融化不同成因与特征的思考。本文认为研究金融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一国范围内,不能以日益复杂的金融手段或模式为立足点,而要以纳入国际背景的实体经济运行为着眼点,流于金融化表面的研究只会丧失对问题根本的思考。因此,本文以经济金融化问题为切入点,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基础和核心地位的立场,结合马克思系统而严密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理论,努力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化与企业发展的分析框架,在此过程中结合西方经济学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历史与现实等多角度分析,试图总结经济金融化过程中实体企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探寻金融化掩盖下的实体经济运行状况,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金融化问题的不同之处,并实证分析金融化对实体企业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过程,以期为更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这里需要做出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企业发展与当前学术界流行的企业管理理论不同。在马克思的相关著作中并未明确提出企业发展理论,但他把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脉络和基础,本质上是对企业发展趋势规律的研究。这与当前认为企业发展只体现在绩效管理、人力资本储备、财务管理等方面相区别。马克思把影响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诸多因素高度抽象并纳入到产业资本积累体系中,以资本积累演变的宏观视角透视企业的发展的微观基础。本文对中国实体企业发展的研究也坚持这一思路,把资本积累能力作为衡量实体企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在从宏观上探寻金融化对企业发展总体趋势的影响,在微观上尽可能地思考金融化背景下企业行为的演变过程。本文的主要逻辑如下:首先,概括经济金融化内涵,总结并归纳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接着在马克思金融资本、产业资本、资本积累和利润率等理论的基础上,借鉴金融化的相关理论,包括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凯恩斯金融投资理论、大卫·哈维资本空间修复理论等,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金融化分析框架;紧接着,研究经济金融化过程中,金融资本对企业发展影响的一般机制。从资本由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最后实现金融化的职能演变角度,论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由于资本固有矛盾的限制,资本要想在时空上得以发展延续,必须不断地突破自身的限度。但基于原有形态的矛盾解决手段和更高生产力维度的突破尝试,都难以逃脱资本自身的陷阱。因此,资本需要更多途径实现利润修复,而资本积累模式中潜藏着“解决”问题的手段。资本积累可区分为产业资本积累和金融资本积累的双轨制,在此基础上,利润获取也存在双轨制。由于商品实现困难、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因素,产业资本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而金融资本却依靠现代金融科技手段、国际价值链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等方式,获取超额利润。产业资本积累体系逐渐被金融资本积累所取代,产业部门利润的来源越来越依靠金融投资而不是商品生产。金融资本重构了产业资本的循环与积累模式,并实现自身独立循环,这导致价值异化、资本关系异化等一系列问题,但仍难克服资本固有矛盾。接下来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中心国家（美国等）内生的经济金融化与“去工业化”和边缘国家外生金融化与“早熟去工业化”的不同演变过程与和传导机制;其次,结合上述分析,系统思考中国是否存在去工业化和经济金融化倾向。再次,结合计量经济学的统计优势,以中国实体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利润率为主要指标,实证分析金融化对中国实体企业投资率（量的角度）和创新（质的角度）的微观影响;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并据此提出参考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在现象上,经济金融化是经济从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的转变,反映了劳资关系、资本关系以及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变化过程。在市场经济中,决定上述关系演变的最终落脚点只能是生产,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对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越来越依靠金融手段获取利润,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更直接的反映出产业资本的衰落与金融资本的膨胀。（2）在原因上,“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经济金融化的内在驱动因素,为了补偿利润率下降所引起的利润量的相对减少,实业企业将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利用金融资本积累的独立化倾向,进行市场套利,以获取高超额利润。（3）从利润本质上看,经济金融化并未改变价值的来源,金融利润的源泉是在实体经济部门中产生的剩余价值,金融的天职在于服务实体经济。（4）在金融化结果表现上,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金融化具有内生性,尽管挤出了物质生产,但是依旧具有技术优势;边缘国家受新自由主义影响,金融化表现出外生特征,同时金融化中断了边缘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5）中国经济金融化同时具有内生性和外生性特征。中国金融化问题更多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中国工业化进程尚在继续,金融化发生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实体企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中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承担更多的制度、资源以及环境等成本。这些决定中国不能走以金融化代替工业化道路。（6）在微观上,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度特征。从“量”上看,金融化挤出了企业的实业投资率;从“质”上看,金融化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诱使企业追求研发投入“数量”而不关注专利产出“质量”。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是以下几点:（1）马克思关于企业生产的资本积累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以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但在经济金融化新背景下,资本积累的模式发生深刻地变化,金融资本开始主导资本积累进程。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构建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下,首先考察了资本本身的限度以及产业资本积累的现实困境,提出经济金融化不过是资本尝试破解利润率下降难题的外在手段。尽管这种手段伴随着资本积累的产生而产生,但由于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被长期忽视。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资本积累应分为产业资本积累与金融资本积累的双轨制,进而内在地包括利润分配的双轨制,这对系统梳理当前关于资本、利润的研究有所助益。紧接着,指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品实现难度加大,产业资本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而金融资本依靠独立循环、高速周转等方式,获取超额利润。证实了在初始状态下,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源于资本的内部矛盾,金融资本积累并不是导致产业资本积累困境的根本原因。最后认为,基于资本的逐利性分析,产业资本主导的积累模式逐渐让位于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实现自身独立循环与驱动,并开始重构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模式。这一点拓展了当前对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停留在金融资本或影响后果上的局限,深化了对金融资本主导下产业资本积累过程、规律、机制的认识。（2）资本积累过程是资本内部、资本间矛盾动态演绎的结果,本文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为根本分析方法,认为经济金融化是资本无限扩张与有限空间对立的结果。同时结合历史归纳、对比分析、计量实证等具体方法,考察资本采用经济金融化手段突破自身限度的可能性。拓展了当前研究仅采用实证方法,缺乏辩证思考的局限。（3）当前对经济金融化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宏观领域,缺乏微观分析,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对经济金融化微观基础的分析。首先在理论上抽象演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一般机制,之后将这种机制应用到微观企业内部,具体分析企业面对金融化的行为选择。“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不合理跨越会导致‘合成的谬误’”,而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天然地将宏观和微观有机结合,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依据。（4）本文对比分析了“中心——边缘”国家经济上工业化-去工业化-经济金融化-再工业化的一般过程,探寻不同发生机制。为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同时,提出去工业化的两种逻辑,一是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二是金融资本积累对工业资本积累的替代过程。后者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归纳总结中国工业化-经济金融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绎逻辑,发现规避经济金融化的制度优势。这拓展了学者通常以美国金融化问题为对象的研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金融化的理论内涵,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5）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各类资本都要参与价值分配,参与利润平均化过程,基于部门间以及企业内部不同资产间利润率的差距,提出企业潜在金融化和实际金融化概念,采用计量实证的方法,研究两种金融化对我国实体企业实业投资和创新的影响。同时,重点研究了金融化背景下,企业是实质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的选择问题,加深了当前关于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发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