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站在中国近代大历史背景下，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科技出版的历史演进、出版物生产、出版组织机构、出版家等诸方面，首次对中国近代科技出版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勾勒出了近代科技出版的历史图景，对近代科技出版的产生条件、发生动力、发生途径、历史演进等进行了分析，概括总结出近代科技出版发展的历史作用和经验和启示。以下是本文的主要结果和结论：(一)中国近代科技出版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科学的输入，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联系，其产生和发展是在三个条件成熟基础上受三种动力的作用。(1)近代科技出版的产生基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勃兴与睁眼看世界思潮的兴起，特别是稍后形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为近代科技出版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欧洲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对中国的输入，为近代科技出版提供了传播内容；三是近代化印刷技术的日臻成熟为近代科技出版物大量复制与传播准备了技术条件。(2)近代科技出版发生发展基于以下三个动力：一是中国近代早期有识之士自发学习西方“长技”的内在要求及其实践；二是西方传教士进行文化渗透对近代科技出版的萌动产生的催生作用，这种动力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三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爱国知识分子倡导的科学救国思想是中国近代后期形成的推动科技出版的新动力。(3)中国近代科技出版是在翻译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著作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同西方的近代科技出版的产生途径截然不同。西方的科技出版是以自身的科学技术内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中国近代的科技出版的产生因没有自身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因而其内容完全是借“西学东渐”从西方国家输入的，科技出版成为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重要部分。因此，在中国近代早期，所有科技出版活动均与科技翻译密切相联系。翻译对中国近代科技出版功不可没，是中国近代科技出版发生的必由路径。(二)作者认为，在跨越110年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中国近代科技出版在近代中国社会背景下经历了萌芽、开拓、勃兴和跋涉四个阶段。(1)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兴起(1840—1860)是中国近代科技出版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物只有科技图书，期刊尚未产生。出版的科技图书多为普及读物，具有明显的幼年特征，但具有开创意义，是中国近代科技出版诞生的标志。这一时期，西方教会出版机构在中国近代科技出版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是一部“准”科技图书。《四洲志》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图书，但他开创了翻译、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先河，是近代科技出版的启蒙者。最早面世的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图书是1849年由墨海书馆和花华圣经书房分别出版的《天文略论》和《天文问答》，它们与稍候问世的《博物通书》、《全体新论》等西方近代科技译著，标志着中国近代科技出版的诞生。(2)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1861—1911)是近代科技出版的开拓期。这一时期，科技出版开始拓展，其标志为：一是从事科技图书翻译出版的专门机构陆续成立；二是科技图书出版数量快速增加；三是科技期刊诞生与拓展。在科技出版开拓期，第一个科技期刊《格致汇编》诞生面世，为科技出版开辟了新的领域，科技出版物从此既有科技图书，又有科技期刊。在科技出版的开拓期，西方教会出版机构仍占据着重要地位。(3)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爆发(1912—1937)是近代科技出版的勃兴期。在这一时期的标志是：资本主义民营出版机构纷纷成立，这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出版机构诞生并在困难条件下积极开展科技出版事业；三是科技图书的出版数量迅猛增长；四是科技期刊数量急剧增加并向专业化发展。西方教会出版机构在这一时期的科技出版中的作用越来越小。(4)从抗日战争爆发到解放战争结束为近代科技出版的跋涉期。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和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科技出版遭到极大打击，陷入停滞状态。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大力开展文化建设，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组织成立了一批书刊出版机构，分布在延安、晋察冀边区、鲁豫皖等地。这些机构中大多涉足科技出版。克服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战胜各种困难，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科技出版，在中国近代科技出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三)从出版的对象考察近代科技出版是本研究的重要方面。作为近代科技出版对象的出版物，由科技图书和科技期刊两大部分组成。本文分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两大部分对中国近代110年间的科技图书出版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两个时期科技图书出版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力图深刻挖掘中国近代科技图书的史料，包括基础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及工程技术类图书，分门别类加以讨论，使读者对近代科技图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考察了中国近代科技期刊的发展历程。科技期刊出版分为孕育、草创、开拓、勃兴和跋涉几个阶段。近代科技期刊的产生，虽晚于近代科技图书，但后期发展较快，至开拓时期便与科技图书的发展进入相同的历史相位。(四)出版机构作为出版业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出版业的细胞和主体。出版机构的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是一个特定时期出版业的重要特征。对近代科技出版组织机构进行系统考察研究，是近代科技出版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概要讨论近代中涉足科技的出版机构的类型及其组织结构、地理分布，并重点介绍涉足科技的主要出版机构。近代科技出版机构有四种类型：一是西方教会涉足科技的出版机构，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代表；二是官办涉足科技的出版机构：三是民办涉足科技的出版机构，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表；四是解放区涉足科技的出版机构，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表；五是中外合办科技出版机构，这类机构只有上海格致书院一家。粗略统计，中国近代史上从事科技出版的主要机构大约有20多家，对这些出版机构作了简要介绍。(五)科技出版人才队伍是科技出版的第一要素，对科技出版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分析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科技出版人才结构及其特点。晚清时期科技出版队伍构成有五个特点：(1)前期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中国传统文人(literati)为辅；(2)中方人员多为自学成材的知识分子，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技术专业教育，是封建时期的旧知识分子；(3)一些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官方机构从事科技出版工作，同时也有中国知识分子受聘于西方教会出版机构从事科技翻译出版活动；(4)科技出版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范围十分有限；(5)晚清科技出版家几乎没有明显的专业分工，一个人可以翻译多个专业领域的图书，如李善兰，本是数学家，但除了翻译数学著作外，还翻译植物学、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等著作。民国时期科技出版队伍组成中，新的一代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中国科技出版的主导力量。与晚清知识分子不同，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了明确的专业分工，他们受过专门的专业教育，具有扎实的科学技术理论基础，为我国的科技出版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科技出版家是科技出版人才的典型代表。本文介绍了20余位著名的科技出版家。(六)客观地、历史地分析评价了中国近代科技出版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其历史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促进民族的政治觉醒，前者是直接作用，后者为间接作用。两者均推进了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七)概括总结了中国近代科技出版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揭示了中国近代科技出版给当今科技出版业发展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