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但自从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加快了问责制度的建设,此后几年,由于一些重特大事故的频频突发,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对问责提出了更高要求。200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发展新的里程碑,该《暂行规定》把党委领导纳入了问责的范围,使问责制度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更加合理化,以此为起点,问责制有了全国统一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风暴问责”走向“制度问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中央、国家层面到地方党委、政府层面,问责制度内容不断拓展、范围不断扩大、程序不断完善,问责制度建设逐步走向了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虽然在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化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民主不够公开、信息不够对称、内容不够完整、程序上还有漏洞等种种弊端,但是问责制度的建设已经开始从“应对之举”到“常态之举”的转变,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制度建设必然趋势是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精细化、标准化,在制度体系建设中更加注重无缝隙对接,在制度执行上更加有效和有力,从而促进问责发挥纠偏、警示、监督、保障等作用,进而增强问责制度对促进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建设的重要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