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不断地深化供给侧结构型改革,我国产品供给质量得到显著提升,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发展,但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方面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金融发展无疑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但传统金融对资质较差的小微企业存在明显的金融排斥现象,并不能有效化解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结构型矛盾。而普惠金融能够将原本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的“长尾群体”纳入覆盖范围,为其提供融资服务,支持小微企业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更是将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相结合,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为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结果。本文采用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衡量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ish）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isg）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首先,本文分别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Kernel核密度估计法对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从结构层面和水平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发展结构上,我国整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但地区间差异仍然较大,其中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内部的差异化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发展水平上,我国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主要集中在较低水平,且总体发展水平呈现出稳态发展趋势,东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多极化现象。其次,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方面均呈递增趋势;分子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值后呈递减趋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值后呈上升趋势;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最后,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差距、技术创新、消费水平均起到了中介效应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高消费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本文建议协调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体系建设,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鼓励科技创新等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