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享誉中外的百年报纸《大公报》第二代领军人物,王芸生在近代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历了少年时代的自学成才和青年时代革命实践的洗礼,王芸生通过主持《大公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集成的历史专著中对近代中日关系的深刻认知,成为了近代中国中日关系的研究专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使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王芸生的代表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正是在国人抗日救国呼声渐高的情势下,基于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缺乏全面认识的实际,充分利用清朝官属历史档案的公诸于世的有利条件,“明耻怀奋”而编纂的一部以编年为序、以史料为纬的叙述近代中日关系六十年的史事史料集。成书的过程中,王芸生得到了《大公报》报社内了解日本国情的知识分子群体支持。围绕《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研究载体,王芸生首先从揭开中日外交关系序幕的《中日修好条规》研究为切入点,指出近代中日初次交涉中日本居于积极主动的位置,中国逃避妥协的态度贯穿于整个近代中日交往历程中;并强调作为近代中日之间第一次军事上的正面交锋,日本进攻台湾标志着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其次分析不仅朝鲜问题是影响近代中日关系演变进程的重要因素,而且将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当时复杂的东亚和国际宏观局势相联系,最后明确评述了日本在中华民国时期对中国的肆意操纵和摆布,妄图置于中国为保护国的侵略野心。王芸生对近代中日关系的认知不仅强化普通民众对近代中日两国外交的认识,扩大了宣传中国抗日的力量,而且为蒋介石当局和共产党关于日本问题的处理提供了现实借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和日本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史研究领域的繁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