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方官员升迁考核由以往的政治表现转变为地方经济绩效,逐渐形成了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度量的政绩观。基于此,为追求政绩表现,地方政府大力吸纳上市公司,给与优惠的经济条件鼓励其在当地建厂扩产,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在这种趋势下,由于上市公司数量有限,各地政府为了争夺上市资源往往出台优惠措施对企业进行大力补贴,甚至城市间形成竞争关系。在这样一种城市竞争的环境下,原本可以聚集在同一区域的企业资源追逐天然的“成本洼地”进行多城市的布局,降低了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这种补贴政策能为企业提供相对低成本的资本投入,带来新的项目投资机会,但同时异地建厂会使得企业产线由原本高产业集聚地转移至低产业集聚地,这两种变化都可能作用于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此,本文试以京东方为例,研究地方产业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效率影响。现有文献在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效率进行研究时,大多采用净资产收益率、研发产出等指标,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以财务数据为基础构造投入-产出模型,再以DEA分析法进一步将综合效率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结合案例情况探究其影响机制,最后,回归财务指标,揭示财务指标对该过程的反映情况。本文研究发现,京东方的投资综合效率呈先低后高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京东方的规模效率整体优于行业平均水平,主要系地方政府补贴政策为企业提供了项目资金,降低了资本投入成本,从而使得京东方在进行投入建设时更具有自主性和灵活度,更能遵循经济投入实质把控投入,从而能以较高的效率安排生产,保持较高的规模效率。京东方的纯技术效率表现为先低后高的变化趋势,且变化趋势与补贴城市的产业集聚效应的变化趋势相同。主要系异地建厂在前期使得企业脱离了原有的产业集聚地,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创新性,但随着当地产业链条的完善,会形成新的产业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技术效率的逐渐回升。本文的发现对于理解各地产业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测算投资效率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财务指标对该效率变动的作用过程及变动结果的反映情况。一方面,本文结合现金流量表情况说明京东方在地方政府补贴政策下的投资、筹资及经营情况,三大活动对应的现金流量趋势与政策影响相吻合,反映了投资效率变动的作用过程。另一方面,在考察财务指标对效率变动结果的反映情况时,本文发现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人力投入资本回报率一类的回报率指标能反映投资效率的变动情况,托宾Q系数代表的公司市值指标对投资效率的变动反映情况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