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证人出庭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我国的刑事案件中会有越来越多的证人进入法庭,那么如何运用庭前证言便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出现矛盾证言时如何运用好庭前证言。然而实践中证人证言并不因证人出庭而区分效力,当庭前证言与当庭证言矛盾时,法官大多以“证人对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的矛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庭前证言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为由采信庭前证言。在证人出庭时,不加限制地运用庭前证言,无视当庭证言的作用,无疑会消解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所以探讨出庭证人庭前证言的运用规则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第一部分对我国出庭证人庭前证言的运用现状进行了分析。制度现状部分对我国现有的出庭证人庭前证言运用规则进行梳理,实践现状部分具体分情况探讨了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不一致和一致时庭前证言的运用。在二者不一致时,庭前证言被普遍宣读并且采信率高;在二者一致时,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大多仍然以出庭证人庭前证言为主要依据,当庭证言往往只起佐证的作用。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实践中采信出庭证人庭前证言的原因以及潜在风险。首先是分析运用原因,指出大量采信庭前证言与其自身具有证据价值、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案卷移送制度以及刑事司法权运行机制密切相关。同时庭前证言仍具有失真的风险,因为庭前证言不易表达准确、丰富的证据内容以及没有受到交叉询问的检验。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域外国家、地区对于规范运用出庭证人庭前证言的三种模式。一是传闻证据模式,首先界定了传闻证据的定义,通过分析得出只有在庭前证言作为实质性证据时,才属于传闻证据;对于实质性运用出庭证人庭前证言的规制,原则上予以排除,例外情形下可采。二是直接言词模式,首先分析了直接言词原则的含义,然后介绍了直接言词模式对出庭证人庭前证言的具体规制,原则上禁止宣读庭前证言并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庭前证言。三是混合模式,主要是对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原则上庭前证言不得作为实质证据使用,只有当取证主体是法官、检察官、警察时才得以作为证据,并且其证据效力受到取证主体身份的影响。该部分的最后对于三种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在对待庭前证言的运用问题上,三种模式并没有根本目的上的差别,只是实现目的的途径不同,在证人出庭的情形下,原则上均禁止使用庭前证言,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可以使用。第四部分立足于我国刑事案件中出庭证人庭前证言的运用现状,对完善我国出庭证人庭前证言的运用规则提出了建议。笔者从确立基本原则和设置具体规则设置两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阐释。考虑到我国国情,原则上借鉴直接言词模式,具体规则上借鉴传闻证据模式与混合模式的设计。在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原则上禁止宣读庭前证言,仅在例外情形下可以宣读。例外情形需要分两种情况讨论:一是庭前证言与当庭证言不一致,若直接矛盾,可以宣读形式上具有可信性保障的庭前证言辨明真实性;若证人出现记忆不清,遗忘或遗漏庭前证言的关键内容时,可以宣读庭前证言唤醒其记忆。二是庭前证言与当庭证言一致,当庭证言被认为受到外力的干扰而遭受质疑,且干扰时点出现在作出庭前证言之后,则可以允许宣读庭前证言以增强当庭证言的可信性。除了宣读问题,也应当规范庭前证言的采信规则,在不改变印证证明模式的前提下,将“印证”控制在合理限度,重视对庭前证言单个证据的审查,若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不一致,原则上采信当庭证言,谨慎地对待庭前证言的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