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统治者怠于理政,宦官把握朝堂,参与朝政并手握军权;藩镇割据势力拥兵自重,不受朝命。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唐王朝元气大伤,导致国力大减。同时当时兴盛的佛教和道教对儒学的巨大冲击所造成的经济破坏文化危机。由此李翱继承儒家传统的修己安人的君子情怀,对现实政治与民生疾苦表现出强烈的关怀,入朝为官,奈何仕途多舛,于是著书立说,义解先秦儒家经典,反思儒学发展路向。李翱的道统观以天道至诚为本体,天命纯善为本心,邪情匿性为知觉,去情复性为功夫,本性清明为终始。李翱在人伦日用中对儒家心性修炼与仁义道德须臾不离,终身不弃,复归于圣人的“弗虑弗思,广大清明”之性。同时李翱的道统观又是复归于仲尼之心和《中庸》之诚的学统传承,兼具素王与帝王国治天下平的现实指向意义。李翱的道统观在宋明理学家看来,以诚为本体,是宋明理学本体论产生的催化剂;一心二门人性论奠定了宋明理学“心统性情”的一元人性论的思想基础;去情复善的工夫论成为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复性修养的承接地带。李翱的道统观及其理论对促成儒学由“经学”转向“理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其转变过程中的过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