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柳诒徵所参与创办的《学衡》与《国风》两刊入手,重点考察在中西文化急剧动荡下,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柳诒徵,是如何选择自己的文化理路、固守自己的文化观。 本文认为柳诒徵的文化观包涵四个方面:一是柳氏的孔子观,柳诒徵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二是柳氏的伦理观,他将中国传统的五伦看为“人情之恒”,其实质为“提倡人之互助,促进人之互助,维持人之互助”。三为“在乎应用”的历史观,柳诒徵史观的核心即在史学的“经世”应用上,其“信古”只为一表象。四是柳氏反对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说,反而提出“中国文化西被”论,并从历史中寻求论据支持。柳诒徵的这一偏向传统本身的文化观念取向,是明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的,有为“五四”驳正纠偏的意味。并且柳诒徵的文化保守取向在30年代国家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又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的底蕴。 柳诒徵之所以固守本土的文化理念,一方面是他少时的经历塑就了其重孝道,守传统的思想内核;另一方面,其后众多师友的熏陶又加强了柳诒徵这一文化保守的趋向;同时因为时代的危亡,社会的黑暗,使得柳诒徵在其保守思想中又夹杂有经世致用的因素。 柳诒徵的文化保守主张出现在“五四”之后,对“五四”的激进有着平衡调和的作用;也对当时的全盘西化论、民族虚无主义等论调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因而柳诒徵的文化观有一定合理性,与“五四”的激进主义,相反相成,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版图的重要一角。